加强司法所基础建设 强化司法所职能作用
———香蜜湖街道基层司法工作调研报告
李志刚 姚达武
2004年《司法部关于创建规范化司法所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单位，是基层司法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落实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向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和法制宣传教育等重要职能。加强司法所建设是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政法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基层司法工作，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也是实现“和谐福田”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性工作。我们从香蜜湖街道辖区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基层司法工作开展落实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改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基层司法工作开展落实基本情况
香蜜湖街道司法所于2002年10月份正式挂牌成立。三年来，我所以普法依法治理为核心，在基层司法建设作了大量工作，有力地维护了辖区的发展与稳定，为社区法治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以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和队伍建设为着力点，整体推进基层司法工作向纵深开展。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和队伍建设，是搞好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基本保障。几年来，我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2004年，按照市司法局关于司法所规范化建设量化考核评分标准的要求，我所在基层司法工作的软硬件上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落实了办公场所，办公面积基本达标，办公设施如用车、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视听设备、电脑等已配置齐全，丰富了硬件建设。在软件建设上，我们加强了“四室一库”的建设，档案设施、防御装备齐全，并加强了对档案的分类、整理、装订、防护工作。我们初步在各社区建立了社区法律服务站，建立人民调解组织8个，有42名人民调解员参与社区工作，还吸收了辖区内一些律师事务所签约共同开展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妇女儿童维权、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普法宣传等工作，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工作的效率；逐步建立了社区司法信息员制度，完善了社区法律信息服务网络，建立健全了社区预警工作体系；加强了普法宣传队伍建设，逐步形成了能讲、能演、能打硬仗的群众性法律文化宣传骨干队伍，社区法制观念正在不断提升；社区法律自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灵活机动，随时解决群众的法律问题。目前，香蜜湖司法所的组织机构已经基本落实，人员逐步配备到位，现有一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素质司法干部（也是全市唯一的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司法所干部），全所工作人员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层次，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我们还多次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培训活动。2003年3月，我们组织辖区人民调解员举办了人民调解员培训班。2004年3月，又举办了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来自辖区七个基层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共32人。基层司法工作队伍的自身素质在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司法各项工作水平提高。我所被市司法局评为“2004年度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一级所”。
深入群众，扎根基层，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社区居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几年来，为了推动依法治街和社区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我所以三大普法工作为重点，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广泛开展了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彩，如法律咨询、文艺演出、法律有奖问答、图片展览、宣传栏等，普遍提高了社区广大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我所在辖区设置了9个法制宣传栏，已出法律宣传栏专刊近200期，每月定期更换宣传资料，向群众派发《深圳市劳务工学法用法读本》等各种普法宣传材料数万份。据统计，司法所所共开展普法宣传活动22次，参加的居民达20405人，赢得了广大社区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首先，街道领导干部带头，司法所积极工作，推动公务员、社区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强化依法行政意识。2003年街道全体公务人员和科、室、站、所负责人参加了区政府举办的依法行政培训班，全部通过考试。2004年6月，我们组织居委会干部职工学习《行政许可法》，提升了社区法治建设水平。其次，加强外来劳务工法制教育，注重社会实效。2004年7月，司法所举办了“法律进社区”大型专场文艺晚会，宣传《劳动法》，社区居民和劳务工2000多人观看了演出。9月，司法所、劳动保障所联合举办劳务工普法骨干培训班，四大建筑公司和新科泰工业区近200人参加培训。三是，推动青少年法制教育，使他们从小就成为学法、用法、守法的一代新人，巩固了这一新兴的普法阵地。综治办、司法所多次组织了青少年学生接受禁毒教育，到国家禁毒教育基地学习、参观禁毒巡回展览，为根治毒品的侵害打下了新的基础。近年来，司法所、社区服务中心又从文化的角度开展普法宣传，以文化进社区和法律进社区为中心，开辟了群众性法律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大大了提高社区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参与性，使国家的法律、法规深入民心，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依法治国的成功希望，有力地推动了辖区“大普法”格局基本形成。
加强了人民调解工作，积极疏导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近年来，司法所建立健全了民间纠纷处理程序、人民调解工作纪律、人民调解工作承诺、纠纷排查制度、人民调解工作守则、人民调解庭纪律、调解庭当事人主要权利义务等规章制度。2004年度，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45宗，成功43宗，成功率达到95.6%，制止群体性上访和群体性械斗2宗，制止上访150人次。2005年1—5月份，共调处纠纷18宗，成功15宗。围绕“三个下降、一个上升”的目标，成功调处了“香梅街简跨桥”、日洁公司劳资纠纷、香蜜湖实验学校和朝阳学校拆建纠纷等重大群体性案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发挥了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
认真执行劳教政策，提高改造质量，做好刑释解教人员重返社会的教育工作，降低再犯率。2004年来，司法所建立了安置帮教工作衔接制度、安置帮教工作制度等相关工作制度，帮教刑释解教人员11人，帮教率达100%，转好率100%，除2个原法轮功练习者因年老体弱没有安排外，都已安排就业或协助其自谋职业，没有重新犯罪的现象。
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群防群控，保一方平安。近年来，综治办、司法所、城管科、城市管理执法队，坚持从普法依法治理出发，积极搞好“严打”整治斗争。我们清理乱摆卖21248宗，查处占道经营361宗，超线摆卖453宗，查处违法养犬34宗，无证医疗20宗，查处车压人行道52宗，违法户外广告205宗，处理有关脏乱差的群众投诉343宗，拆除违章建筑90000平方米，立案处理各类违法违章行为143宗，对各种违法违章行为罚款95190元。辖区治安面貌焕然一新。
逐步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支持。2004年，街道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我们急群众之所急，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辖区困难群众办理了法律援助证40个，提供法律援助2次，解决了困难群众的法律诉求困难。
加强基层司法理论研究，积极探索城市社区依法治理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了推动基层司法工作深入开展，香蜜湖街道司法所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基层司法理论研究，努力探索依法治社的新途径、新思路，发表了多篇基层司法工作论文，将我所基层司法工作总体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4年，我所在《中国党政报道》发表了《开展司法干部素质教育 促进深圳司法工作上新台阶》；在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决策参考》发表了《从处理福田人民群众纠纷工作中引发的思考》一文，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市司法局《深圳普法通讯》发表了《我对法律进社区的几点想法》；在福田区司法局《福田基层司法简报》，发表了《勇于创新 狠抓落实 实现法律进社区新突破》。在深圳市委办公厅《信息快报》，司法所发表了多篇法制文章，如《进一步加强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几点建议》、《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队伍亟待规范》、《强化我市劳动纠纷工作的五点建议》、《警民联调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基层司法工作建议。其中《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队伍亟待规范》、《警民联调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文，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市政法委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近来，司法所为推进我市安置帮教“四化”建设，还特别撰写了《全面推进安置帮教“四化”建设 努力开创“和谐深圳”新局面》的工作论文，通过了省司法厅的论文评审。
通过基层司法工作的深入开展，我辖区群众的法制素质明显提高，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社会治安和矛盾纠纷明显好转，各类治安、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暴力抗法事件明显下降，群众的安全感有了一定的提高，为根本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工作目标、实现平安和谐的社区法制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基层司法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几年来，香蜜湖司法所在基层司法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要看到，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司法所体制不顺，影响了司法所职能的充分发挥
街道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统最基层的组织机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是化解矛盾、推进依法治区的前沿阵地。但目前，我区司法所体制不顺，隶属不清，人少事繁，兼职过多，职能缺位，客观上影响了基层司法所职能的持续履行。
当前，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按照中央文件精神的有关要求，实现了司法所机构独立，编制单列，实行区县司法局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双重管理，以司法局为主的管理体制。有的作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实行垂直领导。而我所属于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区司法局业务指导的模式。这种的模式，主要缺点有三：
一是隶属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缺乏科学性。为了实现基层司法工作的公正性，必须要求司法所独立行使职权。然而，司法所交由街道管理，其权利的行使容易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街道和居委会为了节省经费开支，往往居委会领导和工作人员同时担任调委会、帮教小组的成员，造成了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高素质法律人才不能合理流动，难以形成专业化的基层司法工作队伍。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要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这不但要求我们要加强基层司法的软硬件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管理结构上调整司法所机构，实现科学的治理结构。
二是不利于专业化管理。基层司法工作是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和法制素质。从社会发展来看，社区必然走向依法治理。因而，队伍建设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标准是搞好司法工作的客观要求。然而，从目前的的基层司法工作管理体制来看，区司法局只能对司法所工作实行业务指导，不能行政领导，势必阻碍司法所高起点统一规划、高标准统一建设，也影响了司法行政效能和整体水平，不利于社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是工作流动性大。司法所作为街道的内设机构，不但要从事本所职能范围内的工作，往往还要参与街道其他事务性工作，如群众文化、计划生育等，有时甚至还要抽调人手协助街道其他部门的行政工作，这样势必造成司法干部不能专注于本职工作，影响司法所法律职能的有效发挥，不利于司法所“高质量运行”的规范化要求。
（二）司法干警行政编制严重不足，阻碍了司法所“高质量运行”
在2002年10月司法所收编时，全区各司法所只有1名司法助理员，大专以上法律专业学历的仅1人，平均年龄达41岁，队伍呈现“年龄大、学历低、专业人才缺”的特点。收编后，区司法局坚持以素质强队伍，强化教育管理，大力开展队伍素质建设；大胆起用了部分扎根基层、乐于奉献、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司法所长；建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按照每个司法所2－3人的定编规定，到高等院校和各类人才交流会新招录干部10人，调整人员3人，9个司法所总人数达到21人，人员力量得到充实，妥善解决了大批矛盾纠纷，为社区和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法治基础。
然而，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司法所的职能也日益增多，社会发展对司法所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有的“共管”工作模式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从发展方向来看，司法所应当向科学的分工协作方式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工作的效能和效率，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因此，我区应当学习宝安司法局的先进经验，调整司法所行政编制数量。
（三）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狭窄，队伍专业化素质不高，抑制了人民调解整体水平的提高
当前，制约我所人民调解工作水平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狭窄。我所民调工作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邻里纠纷、婚姻、劳务关系、债权债务、宅基地、继承、赡养抚养、赔偿等方面，而区域性、行业性调解还没有发展起来，普法宣传工作和“法律进社区”活动不全面，社会覆盖面较差，工作效率较低。然而，如小区物业管理，调解一旦不到位，很容易引发群体性纠纷。而我们的调解员比较缺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在调解中深感困难重重。但我市消费者委员会十分缺乏群体性纠纷的调解经验，物业管理纠纷也只能交由基层司法部门调解，才能保持社区稳定。当前，基层司法部门与消委会都是独立调解，还不能融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调解工作的风险性。
二是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素质不高。目前，全所共有人民调解员42人，平均年龄36岁，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6人，占总人数的36%，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人。大专以上学历的调解员中，法律专业毕业的就更少了，队伍文化层次和法律专业水平相对较低。
（四）经费短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功在党和政府，利在人民群众”的特殊公益事业。香蜜湖街道已设立法律援助工作，逐步开展了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但由于存在以下几个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较突出。一方面有众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辖区符合条件的外来劳务工相对较多，特别是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社区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资源有限，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局限于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按三月份统计，我街道辖区低保户、特困户就有40户，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我们也难以满足。
二是法律援助经费没有保障，比较短缺。由于基层财政困难，领导一怕增加人员编制，二怕增加负担，很难在经济上予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站所需的业务经费也没有直接纳入区财政预算。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够高。由于经费的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站考虑不增加办案费用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难免走过场，工作不认真细致，再加上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东拼西凑，直接影响案件质量的提高。
此外，宣传力度不够，队伍建设未加强，工作制度不完善，区司法局对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指导不足等，都严重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进一步改进基层司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开展基层司法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司法组织建设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全面加强司法所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增强司法所整体工作效能，总结推广经验，不断创新基层司法工作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稳定大局、服务于人民群众、服务于社会。
（一）按照“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保安全”的总体思路，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所队伍整体素质
大力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是全面推进基层司法工作的关键。今后五年，我们应在总结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层司法队伍建设，规范司法所建设：
首先，要密切与街道党工委和区司法局党委的关系，建立一支牢不可破的基层司法工作领导班子，加强基层司法工作队伍的党建工作，在我所建立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以党建带队建，发挥党员同志的先锋模范作用，学先进、树典型，不断增强队伍的凝集力和战斗力。要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的要求，大力加强司法所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
其次，要认真贯彻司法行政队伍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结合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特点，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培养一支有理想、有政治素质、有法律素养和文化底蕴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将基层司法队伍建设成一支终身学习的学习性队伍。我们要坚持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大对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力度，特别是要对社区安置帮教工作人员、矫正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培训，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建立健全以基本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培训制度，将基层司法工作者培养成法律宣传员、法律教员、法律咨询员、司法员的“四员型”人才，做社区群众的领头人，使群众形成有困难、有纠纷找司法工作者的良好习惯，强化理性维权意识，自觉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区安宁。同时，我们应将学习培训与岗位职责和考核奖罚等制度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学习积极性，注重培训实效，尽快造就一支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的基层司法行政队伍。
第三，我们应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完善社区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注意吸收社区离退休老法官、检察官和法律工作者参与基层司法建设，特别是要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结合，吸收社区老党员参与维稳工作，发挥余热，调动一切积极性，做好传帮带，维护社区稳定祥和的大好局面。
第四，我们应与辖区公安派出所合作在各社区设立警民联调工作站，共同开展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工作。工作站应当由公安机关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组成，充分发挥工作站“短、平、快”及时、便利解决群众矛盾纠纷的特点。
第五，要建立一支基层司法理论研究队伍。目前，随着我区正逐步进入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和高风险社会时期，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如何加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开展群众工作，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维护深圳的国际化城市形象，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课题和紧迫的政治任务。我们不但要学会不断总结实践工作经验，同时还应当开展基层司法的理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
（二）以建设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方向，以构建“大普法”格局为目标，立足福田“大服务”、“大环境”战略，整体推进基层司法普法工作向纵深开展
开展基层司法普法工作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从根本上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立足福田“大服务”、“大环境”战略，将这一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形成长效机制，迎接“五五”普法新阶段，不断提高城市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总结实践工作经验，按照依法执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把推进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与“四五”普法总结验收相结合，研究制定街道“五五”普法规划，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树典型、学典型，迎接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二十周年，整体推进社区依法治理工作，不断增强全民法律素质，提高社区法制化管理水平。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要以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为重点，大力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社区司法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守法，建立和完善各项学习、考核制度，加大对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的宣传教育力度，促进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大力加强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和推进“未来太阳学法用法”工程，针对青少年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探索开展针对性强、形式生动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第三，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宣传教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于广大经济主体要依法开展经济工作，不断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我们一方面要在辖区各工业区、商业街宣传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积极探索对个体经济、民营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的有效形式，继续抓好流动人员和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整体推进合法经营、安全生产环境体系的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消费环境，为全面进入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指引》的通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指引》的通知
银监发[2010]45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开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现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指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请各银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各银监分局和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一○年六月八日
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国别风险，是指由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及事件，导致该国家或地区借款人或债务人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偿付银行业金融机构债务，或使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商业存在遭受损失，或使银行业金融机构遭受其他损失的风险。
国别风险可能由一国或地区经济状况恶化、政治和社会动荡、资产被国有化或被征用、政府拒付对外债务、外汇管制或货币贬值等情况引发。
转移风险是国别风险的主要类型之一，是指借款人或债务人由于本国外汇储备不足或外汇管制等原因，无法获得所需外汇偿还其境外债务的风险。
第四条 本指引所称国家或地区，是指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或经济体。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国别风险管理时，应当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为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或经济体。
第五条 本指引所称重大国别风险暴露，是指对单一国家或地区超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净资本25%的风险暴露。
第六条 本指引所称国别风险准备金，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吸收国别风险导致的潜在损失计提的准备金。
第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国别风险，在计提准备金时充分考虑国别风险。
第八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国别风险管理实施监督检查，及时获得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信息，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第二章 国别风险管理
第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本指引要求，将国别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与本机构战略目标、国别风险暴露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国别风险管理体系。国别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一）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有效监控；
（二）完善的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
（三）完善的国别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过程；
（四）完善的内部控制和审计。
第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承担监控国别风险管理有效性的最终责任。主要职责包括：
（一）定期审核和批准国别风险管理战略、政策、程序和限额；
（二）确保高级管理层采取必要措施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国别风险；
（三）定期审阅高级管理层提交的国别风险报告，监控和评价国别风险管理有效性以及高级管理层对国别风险管理的履职情况；
（四）确定内部审计部门对国别风险管理情况的监督职责。
第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批准的国别风险管理政策。主要职责包括：
（一）制定、定期审查和监督执行国别风险管理的政策、程序和操作规程；
（二）及时了解国别风险水平及管理状况；
（三）明确界定各部门的国别风险管理职责以及国别风险报告的路径、频率、内容，督促各部门切实履行国别风险管理职责，确保国别风险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
（四）确保具备适当的组织结构、管理信息系统以及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业务所承担的国别风险。
第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指定合适的部门承担国别风险管理职责，制定适用于本机构的国别风险管理政策。
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应当与本机构跨境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主要内容包括：
（一）跨境业务战略和主要承担的国别风险类型；
（二）国别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权限和责任；
（三）国别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
（四）国别风险的报告体系；
（五）国别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
（六）国别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审计；
（七）国别风险准备金政策和计提方法；
（八）应急预案和退出策略。
第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识别业务经营中面临的潜在国别风险，了解所承担的国别风险类型，确保在单一和并表层面上，按国别识别风险。
国别风险存在于授信、国际资本市场业务、设立境外机构、代理行往来和由境外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外包服务等经营活动中。
第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确保国际授信与国内授信适用同等原则，包括：严格遵循“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对境外借款人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确保借款人有足够的外币资产或收入来源履行其外币债务；认真核实借款人身份及最终所有权，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尽职核查资金实际用途，防止贷款挪用；审慎评估海外抵押品的合法性及其可被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建立完善的贷后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交易对手尽职调查时，应当严格遵守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对涉及敏感国家或地区的业务及交易保持高度警惕，及时查询包括联合国制裁决议在内的与本机构经营相关的国际事件信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录入、更新有关制裁名单和可疑交易客户等信息，防止个别组织或个人利用本机构从事支持恐怖主义、洗钱或其他非法活动。
第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国别风险类型、暴露规模和复杂程度选择适当的计量方法。计量方法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能够覆盖所有重大风险暴露和不同类型的风险；能够在单一和并表层面按国别计量风险；能够根据有风险转移及无风险转移情况分别计量国别风险。
第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与国别风险暴露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国别风险评估体系，对已经开展和计划开展业务的国家或地区逐一进行风险评估。在评估国别风险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考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定性和定量因素。在国际金融中心开展业务或设有商业存在的机构，还应当充分考虑国际金融中心的固有风险因素。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出现不稳定因素或可能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应当及时更新对该国家或地区的风险评估。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制定业务发展战略、审批授信、评估借款人还款能力、进行国别风险评级和设定国别风险限额时，应当充分考虑国别风险评估结果。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正式的国别风险内部评级体系，反映国别风险评估结果。国别风险应当至少划分为低、较低、中、较高、高五个等级，风险暴露较大的机构可以考虑建立更为复杂的评级体系。在存在极端风险事件情况下，银监会可以统一指定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风险等级。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国别风险评级和贷款分类体系的对应关系，在设立国别风险限额和确定国别风险准备金计提水平时充分考虑风险评级结果。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合理利用内外部资源开展国别风险评估和评级，在此基础上做出独立判断。国别风险暴露较低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主要利用外部资源开展国别风险评估和评级，但最终应当做出独立判断。
第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国别风险实行限额管理，在综合考虑跨境业务发展战略、国别风险评级和自身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基础上，按国别合理设定覆盖表内外项目的国别风险限额。有重大国别风险暴露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考虑在总限额下按业务类型、交易对手类型、国别风险类型和期限等设定分类限额。
国别风险限额应当经董事会或其授权委员会批准，并传达到相关部门和人员。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至少每年对国别风险限额进行审查和批准，在特定国家或地区风险状况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提高审查和批准频率。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国别风险限额监测、超限报告和审批程序，至少每月监测国别风险限额遵守情况，持有较多交易资产的机构应当提高监测频率。超限额情况应当及时向相应级别的管理层或董事会报告，以获得批准或采取纠正措施。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应当能够有效监测限额遵守情况。
第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与国别风险暴露规模相适应的监测机制，在单一和并表层面上按国别监测风险，监测信息应当妥善保存于国别风险评估档案中。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状况恶化时，应当提高监测频率。必要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应当监测特定国际金融中心、某一区域或某组具有类似特征国家的风险状况和趋势。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实施监测，包括要求本机构的境外机构提供国别风险状况报告，定期走访相关国家或地区，从评级机构或其他外部机构获取有关信息等。国别风险暴露较低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主要利用外部资源开展国别风险监测。
第二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与国别风险暴露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国别风险压力测试方法和程序，定期测试不同假设情景对国别风险状况的潜在影响，以识别早期潜在风险，并评估业务发展策略与战略目标的一致性。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定期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测试结果，根据测试结果制定国别风险管理应急预案，及时处理对陷入困境国家的风险暴露，明确在特定风险状况下应当采取的风险缓释措施，以及必要时应当采取的市场退出策略。
第二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为国别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建立完备、可靠的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至少应当包括：
（一）帮助识别不适当的客户及交易；
（二）支持不同业务领域、不同类型国别风险的计量；
（三）支持国别风险评估和风险评级；
（四）监测国别风险限额执行情况；
（五）为压力测试提供有效支持；
（六）准确、及时、持续、完整地提供国别风险信息，满足内部管理、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要求。
第二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定期、及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国别风险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国别风险暴露、风险评估和评级、风险限额遵守情况、超限额业务处理情况、压力测试、准备金计提水平等。不同层次和种类的报告应当遵循规定的发送范围、程序和频率。重大风险暴露和高风险国家暴露应当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在风险暴露可能威胁到银行盈利、资本和声誉的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国别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确保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限额得到有效执行和遵守，相关职能适当分离，如业务经营职能和国别风险评估、风险评级、风险限额设定及监测职能应当保持独立。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国别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进行独立审查，评估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限额执行情况，确保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获取完整、准确的国别风险管理信息。
第三章 国别风险准备金
第二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考虑国别风险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准确识别、合理评估、审慎预计因国别风险可能导致的资产损失。
第二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书面的国别风险准备金计提政策，确保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全面、真实反映国别风险。
第二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计提的国别风险准备金应当作为资产减值准备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本指引对国别风险进行分类，并在考虑风险转移和风险缓释因素后，参照以下标准对具有国别风险的资产计提国别风险准备金：
低国别风险不低于0.5%；较低国别风险不低于1%；中等国别风险不低于15%；较高国别风险不低于25%；高国别风险不低于50%。
银行业金融机构如已建立国别风险内部评级体系，应当明确该评级体系与本指引规定的国别风险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二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资产的国别风险进行持续有效的跟踪监测，并根据国别风险的变化动态调整国别风险准备金。
第三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外部审计机构在对本机构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时，评估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考虑国别风险因素的充分性、合理性和审慎性，并发表审计意见。
第四章 国别风险管理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情况纳入持续监管框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在审核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参股、收购境外机构的申请时，将国别风险管理状况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第三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每年向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送国别风险暴露和准备金计提情况，有重大国别风险暴露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每季度报告。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报告内容进行审查，并可以根据审查结果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报告范围和频率、提供额外信息、实施压力测试等。
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发生重大经济、政治、社会事件，并对本行国别风险水平及其管理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向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告对该国家或地区的风险暴露情况。
第三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应当报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备案。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的政策、程序和做法进行定期检查评估，主要内容包括：
（一）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国别风险管理中的履职情况；
（二）国别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完善性和执行情况；
（三）国别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的有效性；
（四）国别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性；
（五）国别风险限额管理的有效性；
（六）国别风险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第三十四条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定期评估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准备金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可以要求国别风险准备金计提不充分的商业银行采取措施，减少国别风险暴露或者提高准备金水平。
第三十五条 对于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监管中发现的有关国别风险管理的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提交整改方案并采取整改措施。对于逾期未改正或者导致重大损失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依法采取监管措施。
第三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定期披露国别风险和国别风险管理情况。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外国银行分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指引由银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于2011年6月1日前达到本指引要求。
第四十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信息：
1. 附件1：国别风险主要类型
2. 附件2：国别风险评估因素
3. 附件3：国别风险分类标准
附件1
国别风险主要类型
一、转移风险
转移风险指借款人或债务人由于本国外汇储备不足或外汇管制等原因，无法获得所需外汇偿还其境外债务的风险。
二、主权风险
主权风险指外国政府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偿付其直接或间接外币债务的可能性。
三、传染风险
传染风险指某一国家的不利状况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评级下降或信贷紧缩的风险，尽管这些国家并未发生这些不利状况，自身信用状况也未出现恶化。
四、货币风险
货币风险指由于汇率不利变动或货币贬值，导致债务人持有的本国货币或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其外币债务的风险。
五、宏观经济风险
宏观经济风险指债务人因本国政府采取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措施而承受高利率的风险。
六、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债务人因所在国发生政治冲突、政权更替、战争等情形，或者债务人资产被国有化或被征用等情形而承受的风险。
七、间接国别风险
间接国别风险指某一国家经济、政治或社会状况恶化，威胁到在该国有重大商业关系或利益的本国借款人的还款能力的风险。
间接国别风险无需纳入正式的国别风险管理程序中，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评估本地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时，应适当考虑国别风险因素。
附件2
国别风险评估因素
一、政治外交环境
（一）政治稳定性
（二）政治力量平衡性
（三）政体成熟程度
（四）地缘政治与外交关系状况
二、经济金融环境
（一）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1.经济增长水平、模式和可持续性；
2.通货膨胀水平；
3.就业情况；
4.支柱产业状况。
（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1.经常账户状况和稳定性；
2.国外资本流入情况；
3.外汇储备规模。
（三）金融指标表现
1.货币供应量；
2.利率；
3.汇率。
（四）外债结构、规模和偿债能力
（五）政府财政状况
（六）经济受其他国家或地区问题影响的程度
（七）是否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市场功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和监管能力
三、制度运营环境
（一）金融体系
1.金融系统发达程度；
2.金融系统杠杆率和资金来源稳定性；
3.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匹配性；
4.银行体系增长情况，私人部门信贷增长情况。
（二）法律体系
（三）投资政策
（四）遵守国际法律、商业、会计和金融监管等标准情况，以及信息透明度
（五）政府纠正经济及预算问题的意愿和能力
四、社会安全环境
（一）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传统
（二）宗教民族矛盾
（三）恐怖主义活动
（四）其他社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犯罪和治安状况、自然条件和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等
附件3
国别风险分类标准
低国别风险：国家或地区政体稳定，经济政策（无论在经济繁荣期还是萧条期）被证明有效且正确，不存在任何外汇限制，有及时偿债的超强能力。目前及未来可预计一段时间内，不存在导致对该国家或地区投资遭受损失的国别风险事件，或即便事件发生，也不会影响该国或地区的偿债能力或造成其他损失。
较低国别风险：该国家或地区现有的国别风险期望值低，偿债能力足够，但目前及未来可预计一段时间内，存在一些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或导致对该国家或地区投资遭受损失的不利因素。
中等国别风险：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对该国家或地区的贷款本息或投资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
较高国别风险：该国家或地区存在周期性的外汇危机和政治问题，信用风险较为严重，已经实施债务重组但依然不能按时偿还债务，该国家或地区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或采取其他措施，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高国别风险：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经济、政治、社会动荡等国别风险事件或出现该事件的概率较高，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对该国家或地区的贷款本息或投资仍然可能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