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合意机制
◇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郁林
新民事诉讼法（下称新法）在推进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方面的亮丽，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诸多令人遗憾的遗漏和欠缺。特别是在当事人通过合意实现程序自治权方面，新法有多个维度的重要突破。一方面，新法在当事人选择司法管辖、审理程序、具体程序行为等方面大量引入了程序性合意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诉讼模式转型过程中司法权配置在规范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新法对当事人合意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的司法确认、支持和保障，将推动民间调解、商事仲裁等社会自治性解纷体系的发展和逐步健全。另一方面，新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并强化了对违反这一原则的诉讼行为的法律制裁，以保障当事人正当、正确地行使诉讼权利，使当事人“自我负责”的意思自治型民事诉讼制度具有了完整的内涵。
其一，新法扩大了当事人协议管辖的选择权，同时缩小了法院裁定管辖的裁量权。
新法将第三十四条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修改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有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组织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从案件范围由以前只适用于合同纠纷扩展到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选法院的地域范围由原来的五个法定连结点扩展到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任何地点。
与此同时，新法第三十八条关于管辖权转移的规定保留了原有的管辖权上移，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但删除了后半句“也可以把本院管辖的一审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也就是取消了被称为“管辖权下移”的裁定管辖权。管辖权下移权限一直受到批评。因为由更上一级的法院审判被普遍认为是当事人的一种审级程序权益，本应由上级法院法定管辖的案件经法院裁量决定由下级法院管辖，减缩了当事人享受更高级别法院管辖的程序利益，也为地方法院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动机而滥用这一裁量权控制案件的终审权提供了便利。
不过这一规定还应当再进一步。现行法规定协议管辖不得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但当事人放弃审级利益属于程序处分权范畴，立法应当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低于法定管辖级别的法院管辖，以替代被取消的管辖权下移的司法裁量权。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特别是边陲地区，当事人可据此选择更近便的地方法院解决纠纷的弹性机会，只是对程序便利性的判断和灵活掌握由过去的司法裁量变更为当事人自治。
其二，新法增加了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并以法定的立案分流机制控制法院任意转换程序的裁量权。
新法在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增加了一款：“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这一规定明确赋予当事人通过合意选择放弃适用普通程序的权利、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自治权。这是对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的确认。同时新法在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根据案件性质，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其目的在于保障程序的适用法定化，将案件分流提前于立案程序阶段，早期确定其适用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改变法院在简易程序审限内无法结案而依职权将简易程序案件转入普通程序的状况。这一司法政策精神最先体现在《规定》第三条关于当事人对程序转换的异议制度中：“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成立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此外，新法在改进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时也体现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理念。现行法规定督促程序债务人的异议成立则债权人须另行起诉，这一缺陷增加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程序成本、纵容了债务人利用异议拖延债务，因此新法规定，支付令异议成立则直接转入诉讼程序，但债权人明确表示不起诉的除外。
由当事人自行选择或繁或简的程序适用，由其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自行在各有优势和固有缺陷的多元程序中自行选择，减少了法院在程序控制方面的权力、压力和风险（滥用风险或错误风险），缓和法定程序各自存在的内在缺陷和不利益，增加程序运行及其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纳性。而且将这种程序选择或确定在进入审理环节之前即予确定，有利于各方诉讼主体从程序开始时即按照已经明确选择的繁简程序的不同要求，合作推进程序，遵守相应的诉讼行为期限和其他程序义务，认同简易程序规范对于某些程序权限的限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诉讼早期选择程序的要求。
不过，我国现行程序架构的局限性和分流标准的模糊性决定了这种程序选择权的有限性。特别是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仍不明确，法官与当事人在程序选择和程序转换中的权限尚不清晰，程序一经选定或转换后各诉讼主体的相应义务尚未确定。实践中可建立当事人填写案件调查表的制度，在选择程序时载明案件基本信息和双方当事人对每个程序阶段的时间预期，作为法官决定程序选择和程序进程等相关事项时的重要参考，对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有一定约束，也使法官对具体程序环节的控制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之上。英国法院和我国仲裁实践均有成功尝试。
其三，新法规定了当事人合意选择鉴定人的权利，并通过专家辅助人制度增加当事人的质证能力。
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中的重大价值勿庸赘述，往往一个定案的关键事实就取决于一份司法鉴定。针对现行鉴定制度的多重弊端，新法在体制上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或参与确定鉴定人的权利和机会，增加了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并以此减少由法院依职权选择或指定鉴定机构的传统做法所带来的制度风险和正当性危机（第七十六条）；在程序上强化了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利和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并以“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作为保障（第七十八条）；在专业权威性上增加了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诉讼辅助人制度，以增强当事人询问和质疑鉴定结论的实际能力（第七十九条）。
不过，新法在证据制度的立法思路上还可以进一步弱化职权控制模式的惯性。比如，在举证期限这一“两难问题”上引入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时间的合意选择机制，以当事人程序参与权替代和减少对法官程序裁量权的依赖。举证期限制度作为90年代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对于遏止当时普遍存在的证据突袭的恶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证据失权是一种实体性制裁，目前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均由法官依职权指定，不利于按照具体案情的合理需要充分收集证据和准备攻击防御，这种由法官单方控制审前程序的模式下易产生盲目性和裁量权滥用，加之审理期限和结案率的压力，实践中导致了一些事实不清或举证权利不公平的情形，直接导致了举证期限制度在实践中遭遇严重障碍和普遍质疑并最终被遗弃。
不过，无论是理论界或实务界都没有人赞成回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老路上去。为此新法将举证期限的规定修改为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未及时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赔偿拖延诉讼造成的损失、不予采纳该证据。”立法者认为逾期举证则不予接受的证据失权制裁太严重了，所以希望弱化证据规定中的刚性，设置了包括训诫、罚款等柔性措施引导当事人及时举证。但这样的立法思路仍未改变职权主义控制的偏好和路径依赖，对于逾期举证的制裁无论宽严，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官手上，而且立法者给予法官更多选择，在训诫与拒绝接受证据（失权）之间制裁幅度天壤之别，法官在立法未设定任何差异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偏好作出任何选择。相反，立法应当允许当事人参与协商选择和变更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同时由法院提出初步建议并最终掌握决定权。一方面法官尽可能主导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参与确定举证期限，另一方面对方当事人也可以向逾期举证方主张程序利益损失赔偿（如再次开庭导致的律师费、差旅费等），作为替代实体失权的制裁方式。以当事人参与决定举证期限的程序自治权来缓解“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过于放任与“证据失权的实体性制裁”的过于苛刻之间的紧张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都容易接受，也大大减少了审判者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状况下不得不适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的概率和风险。
其四，建立诉外调解的司法确认制度，限缩和规范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权，体现了司法尊重、支持和保障纠纷解决途径选择的当事人自治权的新理念。
新法在支持和保障当事人合意选择的商事仲裁方面有两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将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司法审查标准由严格的实体审查修改为原则上的程序审查（第二百三十七条），将实体审查限定在伪造和隐瞒证据两种情形，删除了因适用法律错误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这一新规定不仅与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情形在司法标准上保持了一致性，而且当事人不得重复申请两种审查途径。二是增加了仲裁前的财产保全制度（第一百零一条）。这些新规定使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真实意愿能够得到司法的充分尊重、支持和保障，保障了当事人自由选择将纠纷提交司法或司法外途径解决的自治权，也为潜在当事人合意选择仲裁解决纠纷提供了变相激励。
在增加当事人诉外合意的确定性和执行力方面，新法建立了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根据新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法院审查裁定调解协议有效，则产生强制执行力。按照理论共识和新法的规定，诉外调解的司法确认程序为非讼程序，故采取形式审查标准。
建立健全民事纠纷解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构和推进社会自治纠纷解决体系。发展诉外解纷机制的价值和目标不仅仅是分流司法案件和建立廉价解纷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自治权实现。中国纠纷解决体系长期以来被国家司法权所垄断，社会自治体系处于尚未建立和健全的幼稚期。相比诉讼程序内的当事人自治与合意机制而言，这种立足于社会自治性解纷体系的合意选择是更为彻底的当事人自治和程序性合意机制，因而更应该受到公权力机构的充分尊重和有力保障。
浙江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
省政府令第244号
《浙江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吕祖善
二○○八年七月一日
浙江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农村五保供养，是指依照本办法规定，在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符合条件的村民提供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领导，将农村五保供养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并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五条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第六条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提供捐助;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开展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志愿者服务。
第二章 供养对象、内容和形式
第七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虽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但是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
(二)无劳动能力的；
(三)无生活来源的。
第八条符合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条件的村民，应当按照《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的审核、审批程序按照《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设区的市、县（市、区）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村民列入农村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数据库，做到应保尽保；村民委员会应当根据自治章程明确的职责和村规民约，做好农村五保供养的相关工作。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不再符合供养条件或者死亡的，依照《条例》第八条的规定核销其供养证书。
第九条农村五保供养的具体内容按照《条例》第九条规定执行。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应当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个人缴费部分由人民政府承担，其医疗费用先按规定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报销，不足部分全额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
第十条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县（市、区）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确定。
设区的市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由设区的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等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区）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由县（市、区）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等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的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应当在每年3月底前上报省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十一条农村五保供养实行集中供养为主、分散供养为辅的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
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供养服务；因特殊原因不愿或者不宜集中供养的，可以采取院户挂钩的办法，落实其供养服务和管理。
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其委托的村民提供照料，也可以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有关供养服务。
第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供养协议应当载明双方的权利义务、供养的内容和标准。
第十三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将承包土地交由他人代耕的，收益归该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所有；实行集中供养的，其收益可以委托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房屋等私人财产和承包土地的经营、使用、管理及其权益的处置，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依法签订有关协议；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死亡后，其私人财产及承包的土地按照协议的约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章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第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规划与建设，满足本行政区域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的需求。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选址，应当遵循交通便利，环境安全、卫生，有利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原则。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其设立的农村五保供养机构提供必要的设备、资金，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是公益性的社会福利机构。
政府举办的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符合登记条件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规定办理登记。
对企事业单位、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从事非营利服务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符合登记条件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六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实行院长（主任）负责制。院长（主任）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品行良好，身体健康。以事业单位登记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院长（主任）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委派或者聘任，并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备案。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应当爱岗敬业，身体健康，严格执行相关的规章制度。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切实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遵循民主管理、文明办院、敬老养老的原则，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和全体供养对象中民主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成员中，供养对象所占比例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管理委员会负责审议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重要事项，协助做好供养工作，检查、监督院长（主任）和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
第十八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在保证满足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条件下，可以向社会提供自费寄养服务，对要求自费寄养的在乡孤老优抚对象、革命“三老”人员、计划生育独生女儿户老年人等，应当给予优先优惠。
第十九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维护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不得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供养对象，对侵害供养对象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制止、举报。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鼓励供养对象参加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二十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供养对象应当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爱护公物，文明礼貌，团结互助，和睦相处，自觉维护正常管理和生活秩序。
第二十一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损坏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土地、房屋、设备和其他财产，或者擅自改变土地、房屋、设备的用途；不得贪污、挪用、截留、私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
第二十二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为供养对象提供符合要求的供养服务，定期公布资金、物资使用和伙食标准、生产经营账目等情况，自觉接受供养对象、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四章保障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批准的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供养资金。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政府核定的供养标准安排供养资金。财政部门应当及时足额拨付农村五保供养资金。
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
省人民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全省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海岛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四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以组织开展以改善供养对象生活为目的农副业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开展农副业生产给予必要的扶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用地中，可以留有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展农副业生产。
政府主办和特许经营的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有线电视等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减免有关费用。
第二十五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社会组织和个人向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捐助，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老年医学、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管理制度，并负责督促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申请条件、程序、民主评议情况以及农村五保供养的标准和资金使用情况等，应当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处分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侵犯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供养对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对供养对象提供的供养服务不符合要求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乡（镇）人民政府有权终止供养服务协议；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根据需要和条件，当地政府可以采取政府采购的形式，向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购买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但其供养服务水平不得低于当地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自2008年 8月1日起施行。1996年10月25日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浙江省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