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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转基因发明专利延及保护的范围
　　　　　　　　　　　　　　　　　——以双价杀虫基因发明专利侵权案为例

　　摘要：我国《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保护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属于专利延及保护问题。所谓“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就是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品种，方法专利延及保护不能延及对原始品种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品种。
关键词：方法专利 延及保护 原始品种 后续品种
专利号为ZL98102885.3的发明专利，提供了全合成的编码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质的基因序列以及经过修饰的编码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的基因序列；包含所说两种基因序列的双价融合植物表达载体；这种载体导入植物后，可产生对昆虫表现有高抗虫性的转基因植物及其后代和种子，且昆虫不易对含有这两种杀虫蛋白质的转基因植物产生抗性，因而转基因植物应用生产后具有抗虫时效长的使用特点；本发明特别提供了可同时表达以上两种杀虫蛋白质的双价抗虫棉（以下简称涉案专利）。
我国《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保护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属于专利延及保护问题。由于涉案专利属于方法专利不是产品专利，权利要求只限定了受专利保护的方法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未限定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技术特征；涉案专利的延及保护范围的确定就依赖于如何解释“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所谓“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就是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品种，方法专利延及保护不能延及对原始品种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品种。
某转基因技术公司以其是涉案专利的排他许可权利人，某棉种公司未经其许可生产销售以转基因棉花品种中棉所45的株系ZMS221-6为亲本选育出的转基因棉花品种山农圣棉1号种子的行为侵犯了其专利权利为由诉诸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本文以此案为例，通过对涉案客体的逐一分析，论述植物转基因方法专利延及保护的范围。
一、山农圣棉1号，没有落入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范围，不是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与涉案专利特别提供的双价抗虫棉不属于同样的产品，不属于涉案专利延及保护的范围。
（一）山农圣棉1号，没有落入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范围。
1、原告主张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依据不明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有16项，其中第1-13项是涉案专利技术特征，第14项是方法，第15项是功能，第16项是植物。原告未在起诉状中明确其据以提起本案专利侵权指控的权利要求（项），仅笼统地诉称被告生产山农圣棉1号种子的行为使“合成的编码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的基因再现、倍增和同时使“修饰的编码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再现、倍增。而且，《权利要求书》载明的16项权利要求中，没有上述权利。被控侵权物是棉花品种山农圣棉1号；品种是植物性状特征特性的载体；基因是遗传信息技术特征的载体。山农圣棉1号是转基因抗虫棉品种，表现的是山农圣棉1号的性状特征特性，不表现适于在植物细胞中同时表达的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质及经过修饰的编码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的双价融合基因及其植物表达载体的两种基因序列的技术特征。原告未要求对权利要求14、15、16项予以保护，诉权存在重大失误。
2、原告未证明被告生产山农圣棉1号导致两种基因重复和扩大的事实。两种基因是否存在、是否得到重复和扩大，属于专门性问题，依法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原告没有提供基因鉴定结论或其他证据，诉称“被告通过生产山农圣棉1号棉花种子，使‘合成的编码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的基因再现、倍增，同时使‘修饰的编码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再现、倍增，其实质在于对双价专利的重复、扩大使用”，缺乏事实根据。
3、原告的诉称不具合法性。种子法律规定，种子生产是指种植、采收、晾晒或者烘干种子的活动；不是基因扩增活动。原告诉称“被告通过生产山农圣棉1号棉花种子，使‘合成的编码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的基因再现、倍增，同时使‘修饰的编码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再现、倍增，其实质在于对双价专利的重复、扩大使用”，没有法律依据。
4、原告的诉称不具科学性。种子生产的实质是对品种的遗传信息进行复制，不是对种子携带的遗传信息如“两种编码杀虫蛋白质基因”的重复、扩大。植物新品种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决定基因不可发生重复或扩大。基因一旦发生重复或扩大，将发生遗传变异，丧失原品种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变成新的物种或新的品种。原告的诉讼理由，不具有科学性。
5、山农圣棉1号与涉案专利之间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被告提供的《农业部公告第1072号》公告载明的山农圣棉1号的特征特性，与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两者之间都不相同也不等同。山农圣棉1号不具有原告所诉称的“使‘合成的编码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的基因再现、倍增，同时使‘修饰的编码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再现、倍增，其实质在于对双价专利的重复、扩大使用”的技术特征。应当认定山农圣棉1号没有落入原告诉求的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二）山农圣棉1号，与涉案专利特别提供的双价抗虫棉，是不同样的产品。
《农业部公告第308号》和《双价转基因抗虫棉中棉所45》介绍证明，中棉所45是中棉所和生物所于1997年利用花粉管通道法将Bt+CpTI双价抗虫基因导入晋95-1选系961027选育的双价抗虫棉植物新品种。第20091943号品种权证书证明，中棉所45属于具备特异性、稳定性、一致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授权品种。山农圣丰1号是利用中棉所45株系ZMS221-6为父本杂交选育的审定品种。无论是中棉所45还是山农圣丰1号，与涉案专利特别提供的双价抗虫棉，都是不同样的植物品种或产品。
（三）山农圣棉1号不是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
根据《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方法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只能延及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即原始品种，而不能延及对原始品种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品种，更不能延及以该原始品种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品种为育种材料选育的另一品种。涉案专利直接获得的产品就是涉案专利特别提供的双价抗虫棉。山农圣棉1号不是涉案专利特别提供的双价抗虫棉，不是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
（四）山农圣棉1号不是将侵犯发明专利权的产品作为育种材料选育的另一品种。
《农业部公告第1072号》和《关于发布山东省第三十七批农作物审定品种介绍的公告》证明，山农圣棉1号的品种来源是L6×ZMS221-6后代系统选育；涉案专利方法特别提供的双价抗虫棉以及中棉所45，都不是山农圣棉1号的育种材料。山农圣棉1号不是以涉案专利方法特别提供的双价抗虫棉或者中棉所45为育种材料选育的另一品种，不属于将侵犯发明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的另一产品。
（五）山农圣棉1号不是将原始品种进一步加工、处理而获得的后续品种。
《农业部公告第1072号》和《关于发布山东省第三十七批农作物审定品种介绍的公告》证明，ZMS221-6是中棉所45的株系，是将中棉所45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育种中间材料。山农圣棉1号是ZMS221-6的后续品种，不属于中棉所45或者将侵犯发明专利权的品种进一步选育而获得的后续品种。
假设中棉所45属于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因中棉所45不是选育山农圣棉1号的直接的唯一的选育步骤或最后的步骤，涉案方法专利的权利也不能延伸到继续使用其他选育方法所得到的后续品种或最终品种山农圣棉1号。否则，法律规定的“直接”一词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二、ZMS221-6，是中棉所45的株系，是仅可作为育种材料使用的中间材料，不是品种；也不是将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进一步选育而获得的后续品种。
（一）ZMS221-6不是将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进一步选育而获得的后续品种。
由于中棉所45的产生时间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中棉所45不可能是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因为中棉所45不是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所以将中棉所45进一步选育获得的株系ZMS221-6，就不是《专利法》规定的将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进一步选育而获得的后续品种。
（二）ZMS221-6仅是可供杂交育种 使用的育种材料 ，不是品种，不具有直接使用性 。
《农业部公告第1072号》和《关于发布山东省第三十七批农作物审定品种介绍的公告》证明，ZMS221-6是中棉所45的株系。在《种子法》上，ZMS221-6作为株系，不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不是能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品种；只可用作选育新品种的育种材料。
三、中棉所45，既不是依据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又不是山农圣棉1号的育种材料。
（一）中棉所45不是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
中棉所和生物所于1997年利用花粉管通道法将Bt+CpTI双价抗虫基因导入晋95-1选系961027选育的中棉所45的时间，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将Bt+CpTI双价抗虫基因导入晋95-1选系961027选育中棉所45的方法，不可能是被专利的方法；中棉所45也不可能是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原始品种。
虽然中棉所45与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抗虫棉含有相同的Bt+CpTI双价抗虫基因，但因其是在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前选育的，所以方法专利的权利不能延及到该品种之上。方法专利权人没有阻止他人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选育相同目的基因品种的权利。原告也未要求对权利要求14、15、16项予以保护，证明原告也不认为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选育相同目的基因品种侵犯了其专利权。
（二）中棉所45不是山农圣棉1号的育种材料。
《农业部公告第1072号》和《关于发布山东省第三十七批农作物审定品种介绍的公告》证明，山农圣棉1号是以ZMS221-6为父本与鲁棉6号为母本杂交选选育的抗虫棉新品种。中棉所45不是山农圣棉1号的亲本，与山农圣棉1号没有直接关系。在《种子法》上，中棉所45不是山农圣棉1号的育种材料；在《专利法》上，中棉所45不属于另一产品山农圣棉1号的零部件。

（作者：武合讲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山东菏泽 2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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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活动宏观决策原则探讨》

关键词：警务活动 宏观决策

警务活动是警察和警察机关履行自己法定职责时所开展的业务与勤务活动的总称。不同警种的警务活动各有其特殊的规范要求和法律限制。本文是想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出发，从宏观上探索所有警务活动决策时应当共同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这既是警学理论要研究的内容，也是各级指挥官在决策、指挥实践中应当把握的基本宗旨和
方向。
一、政治优先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实现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警察与政治 (POLICE&POLITIC)是紧密相连的。任何把警察游离于政治之外，把它归类到"福利的"、"全民的"范畴，都是幼稚的。从警察的本质属性出发，维护本阶级的最高的政治利益是其天职。政治优先原则要求在策划和实施警务活动中，始终要保持敏感的政治嗅觉，把维护政权和政治稳定列为首要任务，绝对不准危害国家的政治利益，而且要通过自己的警务活动，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及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行为予以有力的干预、制止、镇压。当维护国家政治利益需要时，警察应当冲破一切可以冲破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去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目标。保持高度政治敏感，强化政治嗅觉，坚定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是警务活动决策的首要准则。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在不同时期，内容会发生某些变化。比如，在抵御外侮的战争时期，维护主权、维护民族生存是最大的政治，警务活动的重心就是维护战时秩序，保证战争供给，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是全党的工作重心，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就成为了警务活动的重心。
无论警务活动的重心随形势变化而出现什么变化，它最终都是由"政治优先"原则派生的，是针对特定时期统治阶级的特定政治需要而产生的警务活动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可以随形势而变化，政治优先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如果偏离了这个原则，警察就改变了本质属性，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国家优先原则
即国家利益优先。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因而在策划和实施各种警务活动时，必须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在对外交往中不得损害本国家利益;当国际间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坚决维护本国家利益，服从本国法律、政令和指挥。在国内活动中，当地区局部利益或地区间利益同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自觉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警察不能成为地区狭隘利益的保护者，更不能成为各地方的割据力量。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国力尚不充裕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导致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同国家整体利益存在一些矛盾，而这些地区的、局部的利益可能同当地警察机关、警察个体的一些切身利益密切关联。警察机关如果不能实质上脱离地方利益的呵护，它履行法定职责的条件受到制约，那它就不会完全遵循警务活动的国家优先原则，这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是极不利的。我们应当解放思想，按照警察本质属性及依此确立的国家优先原则，实事求是地探索新形势下的警察管理体制。我认为"条块结合，块块为主"的体制，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是成功的，计划经济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基础。但在发展不平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的警察管理体制末必是最佳的。有些特殊的国家职能部门，如公安、安全部门等，可以逐渐探索一条强化上下级监督和制约，逐渐向"条条为主"过渡的管理体制，不仅对维护国家政令畅通是有利的，而且对强化系统的协作和监督也是有利的。
三、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坚持法律优先，就是把本阶级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列为警务活动的首要目标。它包括坚决维护法律秩序和严格依法办事。
法律的实施需要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警察是重要强制力量。维护社会法律秩序、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和法律目的的实现，是警察的核心职责。当国家的司法职能受到挑战或蔑视时，警察要责无旁贷地以强制手段维护司法秩序。比如保护法庭秩序、保护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人身安全、保障司法判决的执行，都是重要的警务活动。当破坏法律秩序、干扰和阻碍法律实施的因素达到必须以暴力予以排除时，警察就应当发挥它的镇压职能。
警察机关是重要的执法机关，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打击犯罪活动是其重要的执法职能。在履行自己职务的活动中，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法令，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为了保证警察本质职能的充分发挥，从有利于高效打击犯罪和有效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应当尽快完善警察职能和权力的立法，在法定范围内强化执法力度。要从法律上扩大警务活动中的紧急处置权力，强化警察临场制敌与防卫机制。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必须严格立法和修改程序，在法律修改、补充之前，任何警务活动都必须遵守法治原则。
四、纪律优先原则
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它具有很大的攻击性和强制力，它是一支准军事化的行政力量，代表国家行使着管理和镇压职能。警察机关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其依法行使职权，又要靠铁的纪律凝聚强大的战斗力。警察和警察机关应当把纪律看成自己的生命。在内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在警务活动中，下级服从上级命令，如认为命令不妥，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向上级建议修改，但不允许擅自修改或不执行命令。当执行纪律与遵守法律在个别时候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警察机关铁的纪律，保证战斗力，防止因对法律理解和解释的不同而出现拒绝执行命令的自由主义现象发生，应当执行上级命令，其违法的责任由发出命令的上级承担，下级不承担因执行命令而违法的责任。
五、效率优先原则
效率是指单位时间的有效工作量。警务决策中的效率优先，主要是指警察机关的快速反应能力，在需要的时候，保证在很短时间内使自己职能作用有效发挥。
警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工它必须讲求高效率、高速度，这也是警察机关不同于其它行政机关的重要特征。
效率优先原则除了有快速反应的含义外，还有效益兼顾与摆位问题。效率是时间和效果间的关系，主要是时间概念；而效益是付出与效果的关系，即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成本概念。效率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的一面是，要追求高效率，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人员、装备、资金的高密度投入，出现高消耗，它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高的效益原则是矛盾的。从另一角度看，真正实现了高效率，及时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尽快地遏制了事态扩大，减少实际损失，争得了人民的满意，同样就提高了效益，实现了效率与效益的统一。这种统一仅仅是低水平的统一，而真正高水平的统一应当是在保证高效率的前提下，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收益。有人用政治、社会效益冲淡经济效益，其实三者是一致的。经济是政治、意识的基础，而政治、意识又反作用于经济。效益最终都是经济的核算。只不过经济效益可以直接计算，而政治、社会效益是难以准确量化的。作为警务活动的决策者，要懂得效益分析，在使用警力、设备、资源上追求两个高效的统一。如果不能统一时，首先必须坚持高效率，以保证政治优先、国家优先原则的贯彻，不能片面强调效益而贻误战机。
六、司职优先原则
是指警务活动必须遵循法定的范围和方式进行，不得超越权限，滥用警力。它是由"法律优先"派生的。
国家机器由若干部分构成。整部机器的良性运转，要靠各部门职能作用的良性发挥。各司其职，各尽其贡，是对各职能部门的普遍要求。警务活动应当紧紧围绕自己的职责，这个职责应当是法律明确界定的。在警务活动决策时，不要超出职责范围，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活动属于非警务活动。滥用警力会严重损害警察机关的形象，而且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目前的鳖察职能泛化现象值得商榷。警察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社会问题、群众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的。警察作为国家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职能首先要建立在自己职责基础上。评价警务活动优劣也应当有个界定范围:即是否有效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发挥了它应当发挥的功能，是否做到了为人民尽职尽责。请群众评价警察机关的政绩，首先要让群众了解警察机关的职责和办事的规章制度、应遵循的法律法规，就是要警务公开。群众要在这个范围内对警察机关予以评价，超越这个范围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出现的警察职能泛化现象是过分宣传造成的。它偏离了警察本质属性确立的根本任务和法定职责，一时期可以取得群众的赞许、表扬，但长此下去会产生两个严重弊病:一是警力疲惫，削弱自身法定职能;二是会误导公众对警察机关超限度的倚赖和奢望，产生新的矛盾，使警察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焦点。因此，警务活动必须把自己的法定职责放在首位。警务活动的具体内容很多，不仅有不同的规范，而且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各个部门都要在自己业务范围内成为专家，在此基础上提倡与鼓励不同警种间的配合、协作，其目的也在于更好地发挥各警种的职能作用。
（兰绍江）
(原载于天津《警察学研究》1999年第3期 本文作者: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副院长，教授，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