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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保监发〔2013〕69号



机关各部门，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各保险公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号）精神，进一步发挥保险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撑和服务作用，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保险支持，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和科技创新，推动保险业在现代金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保障体系、防灾防损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保险业实际，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创新产品服务，支持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

　　不断提高保险产品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保险支持力度。根据科技型、文化创意型、服务型和小微型等企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提供个性化的保险产品服务和一揽子保险解决方案。充分发挥保险长期资金优势，紧紧围绕城镇化和服务民生的国家战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绿色环保、现代农业等领域和产业的发展。支持专业型、创新型保险公司发展，积极培育专业化、专属性保险中介机构，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更为专业的保险服务。

　　二、整合保险资源，构建小微企业保险服务体系

　　认真分析研究小微企业特色化的风险需求，积极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适合的保险产品。探索创新展业、承保、理赔和风险管理等服务，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保险服务。积极发展小微企业信用保险业务，探索开展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融资业务创新，实现以保险促信用、以信用促融资。积极稳妥发展小微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产品，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帮助小微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支持保险机构投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专项债券、金融产品及相关企业股权，积极开展保单贷款服务，鼓励有条件的保险机构发起设立小微企业投资基金、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支持。积极争取将保险服务纳入小微企业产业引导政策，不断完善小微企业风险补偿机制。

　　三、发挥保险功能作用，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消费升级

　　鼓励保险公司根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的特点，积极发展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务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险业务，为其提供意外、养老、医疗、生育等多层次、多类别和长期均衡的保障，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支持保险公司大力发展保障型人身保险产品，做好大病保险试点工作，推进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支持保险公司发展与居民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消费领域相关的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促进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

　　四、大力发展三农保险，完善农业生产保障体系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扩大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和林业等保险保障范围和覆盖区域。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房保险、农机保险等新型险种，积极开办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保险业务，增强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积极开办农民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农村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业务，探索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为农民生活提供全面风险保障。探索创新农村保险经营组织形式，支持保险公司建设基层服务网点，延伸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流程，为农户、农企提供优质服务。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建立完善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五、积极发展科技保险，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鼓励保险公司根据科技企业的风险特征和实际需求，积极创新，丰富科技保险产品，为科技企业的自主创业、融资、企业并购以及战略性新型产业供应链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险支持。加大对科技人员保险服务力度，分散科技人员在科研、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建立健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保险风险补偿机制，逐步推广运用，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建立专门服务于科技企业的保险机构，为科技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保险产品服务。

　　六、加快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支持企业“走出去”

　　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积极为企业对外贸易和“走出去”提供投资、运营、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一揽子服务，防范化解企业“走出去”中的经济风险，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产品、技术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加大对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金额较大或能带动国内专利技术和标准出口等产品的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和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融资支持。进一步建立健全出口风险监测和管控体系，为出口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风险咨询、资信调查、商账追收等服务。积极引入有条件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提高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能力和覆盖面。

　　七、积极发展责任保险，优化经济转型升级外部环境

　　发展高危行业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产品质量责任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业务，协助政府和企业化解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矛盾。鼓励保险公司不断创新责任保险服务领域，积极开发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行业的责任保险产品，支持现代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发展。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健全我国环境污染风险管理体系，充分利用保险费率杠杆机制引导企业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八、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作用和资金融通功能，在符合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新路径。支持保险公司以股权、基金、债权、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形式，为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型安居工程等民生建设和重点工程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金融资产，优化金融配置。探索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等新型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化解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支持保险资金进行养老实体、医疗机构等相关领域的股权和不动产投资。

　　九、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保险领域，丰富完善保险市场体系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有序地进入保险行业。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通过发起设立、受让股权、认购新股等多种方式投资保险公司。支持民间资本投资设立保险代理、经纪、公估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加大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投入力度，参与农村保险互助社的试点。鼓励民营和中小保险公司差异化、专业化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专业化的专属产品和增值服务。

　　十、严守风险底线，维护保险市场稳定

　　密切关注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防范化解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暴露的金融保险风险。建立健全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利用现金流压力测试、偿付能力分析、风险排查等手段及时发现风险苗头。健全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机制，防范资金运用风险。加强对跨行业、跨市场、跨国界经营带来的交叉性风险的监测评估，防止风险交叉传染。增强风险应急处置能力，加强疏导和风险化解，防止风险积聚、扩大。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保险信用体系建设，培育保险诚信文化，推进保险信用信息与社会信用信息的互联共享。


　　

　　

　　　　　　　　　　　　　　　　　　　　　　　 　　中国保监会

　　　　　　　　　　　　　　　　　　　　　　　 　 2013年8月27日











浅谈“公款”
潘胜
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犯罪一直是各级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该罪所侵犯的客体理论界普遍认为属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2][3]但其中作为重要客体的“公款”，其定义和范围一直存在争论。笔者在此谈一些个人的观点与大家探讨。
一、关于“公款”的定义。按照词典的解释，“公款”是指属于国家、机关、企业、团体的钱，或者解释为非私人而是公家的钱财，[1]应该说这与挪用公款罪所规定内容不尽相同，因为该罪第二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扶贫、移民等款物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故可认定此处的“公款”不单单指“钱”或者“钱财”，也包括一些特点的“物”。也有学者结合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由国家和集体管理、使用、汇兑、储存的私人所有的货币。[4]同样，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和刑法修正案中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显然，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资金不是“公款”，但因为犯罪主体的原因也认定其资金为“公款”。所以说，“公款”可能不是“公”，或者不是“款”，笔者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给刑法挪用公款罪所认定的“公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需规定其范围即可。
二、“公款”的范围
（一）通常所说的“公款”。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所有的款项。从根本上讲，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所有的款项是最标准的“公款”，其范围在各项行政法规中均有详细说明，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行政事业资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教育经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经用的销粮款与粮食收购资金贷款等。
2、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资金款项等。如国有金融机构吸收的公众存款、保险金、股票资金等私人资金，因其一旦毁损、遗失，相关部门将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故应将列为“公款”的范围。此外，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孳息等，在其扣押、冻结期间都应按“公款”对待，不得擅自挪用。
3、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七种特定款物。《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对上述七种特定款物作了单独说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挪用归个人使用的应从重处罚。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就挪用失业保险基金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行为作过批复，认定其属于救济款物。
4、以犯罪主体确定的非国有公司、企业、集体资金。《刑法》第九十三第二款的规定，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据此，《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刑法修正案》第七项认定：委派到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应依照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另外，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挪用规定款物的也可构成挪用公款罪。
5、能够认定的特殊款项。比如在破产清算阶段国有公司、企业的资金，尚未注册成立的国有公司、企业在筹建期间的资金等，上述单位虽然已经消亡或者还不存在，但不能以此否定这些资金“公款”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小金库”、“账外账”等资金需加以区分，应去除其中确属个人劳务收入的部分，不能一概而论。
（二）衍生出的“公款”。与传统意义上的“公款”不同，像国库券、银行汇票、商业汇票、托收凭证等有价证券和银行结算凭证，其表现形式并不直接体现为货币资金，也不属于有形的公共财物，但行为人将其非法挪用为他人提供担保，使单位资金处于风险之中，与直接挪用单位资金提供担保并无实质的区别，符合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应以实际或者可能承担的风险数额认定犯罪金额。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就“挪用有价证券、金融凭证用于质押行为性质的认定”作了相应的规定。这应该是完善立法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现，但对于该“纪要”笔者在此提出两点看法：1、有关金融凭证的提法不妥。无论是《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还是《支付结算办法》等法规中均未出现金融凭证一词，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规定，实际只列举了几类银行结算凭证，并未涵盖金融凭证的全部内容，如在“纪要”中直接将其改为“银行结算凭证”将会避免认识上的误区。今年，中国人民银行为规范管理，将原有的31种票证的种类和格式统一调整为15种，即：银行汇票、粘单、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本票、转账支票、现金支票、支票（普通支票）、进账单、信汇凭证、电汇凭证、支付结算通知查询查复书、银行承兑汇票查询(复)书、托收凭证、拒绝付款理由书。“银行结算凭证”应以此15种为限。2、1997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此处并未强制性规定国库券等有价证券只用于质押的行为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纪要”在此项规定中加以了限制。不可否认，质押行为是合同担保中质物风险较大的一类，但笔者认为不能就此将挪用有价证券、银行结算凭证用于抵押、留置的行为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实际工作中如何判定挪用行为是否存在风险以及风险的大小缺乏可操作性，只认定质押的行为具有风险欠妥。
三、当前关于“公款”范围的几点疑问
1、挪用一般公物及无形资产等是否可认定为挪用“公款”
关于挪用一般公物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目前争论较大，是否一概不能认定也存在分歧，认为构成的学者举例说明：挪用价值20万元的汽车变卖后资金自己使用与挪用5万元现金使用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孰大？笔者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明确说明“该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但也有学者指出，“公款与公物都属于公共财产，二者在价值上具有互转性，用款可购物，卖物可得款。” “一概排斥公物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使人们怀疑刑法存在的价值。”同时提出“对于挪用公物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区别对待：假如行为人只是利用公物的使用价值，而未使公物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对此挪用公物行为，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假如行为人以追求公物的价值为目的，挪用公物予以变现为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5]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同时认为挪用依法可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质押的行为也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如下：1、行为人将一般公物变现后挪用的行为与挪用单位现金无本质区别，笔者就曾经办某国有企业经理擅自用单位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在银行抵押贷款后自行使用的案件。对此，笔者提出将挪用公物的行为“货币化”或者称为“会计化”，即通过会计核算将挪用公物的行为以账务核算的形式加以体现，如能直接体现为货币资金则可认定其挪用行为属挪用公款，否则不予认定。2、依法可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与有价证券、银行结算凭证一样可为担保合同提供质押，同样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旦债务人不能偿还所欠债务时，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2、非法收入是否属于“公款”。
笔者在此提出的“非法收入”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公司、企业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收取的资金，如行政事业单位单位超标准、超时限、超范围，国有商业银行高息放贷等取得的收入。[6]这些资金能否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体笔者认为不应存在争议，理由如下：第一，非法收入不符合“公款”的规定，不能作为财政收入或预算外收入等；第二，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非法收入应“限期退还”，如退还有困难的予以没收。故可认定非法收入不是“公款”，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体。虽然有人指出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但笔者认为此处所指的国有单位是指那些依法具有相关管理、使用或者运输私人财务职能的机构，并不是泛指所有的国家机关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不然为何单单将“国有事业单位”排除在外？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词典.2002.435
[2] 赵秉志主编. 贪污贿赂及相关犯罪认定处理.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222--225.
[3] 赵建平. 贪污贿赂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210--213.
[4]苏惠渔主编. 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 夏立彬. 挪用公款罪诸问题研究
[6] 常本勇. 刑法中的国有资产不等于国有财产. 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