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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银行法律人智慧 推动银行业法制建设

张在祯


　　可能是由于专业的缘故，大凡来到商业银行工作的法律人，不久就会发现商业银行业务的法律含量很高。而且，随着工作时间的延续和对银行业务接触理解的逐步深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同时，也深感中国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开展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等工作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平台作用，但其强大功能远未得以充分发挥。
　　值此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为积极响应协会开展的“寄语中国银行业协会”征文活动，结合个人在商业银行法律与合规岗位的思考与感悟，谈谈协会在“凝聚商业银行法律人智慧，推动银行业法制建设方面”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协会在组织会员单位签订自律公约、制定服务规范、对法规制定修改提出意见、提示法律风险、协助银行个案维权、打击企业恶意逃废债、建立债权人联席会议机制、推动金融争议仲裁、推进银团贷款业务、推行合同（协议）示范文本、银行法律课题研究等商业银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果，是卓有成效的。我深信在以下重大课题方面，协会特别是“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协调与推动作用。

（一）参与制定行业法规。相比《保险法》和《证券法》而言，《商业银行法》显得有些空洞，正如商业银行的一位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在协会组织的一次《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座谈会上叹言“感觉《商业银行法》没什么用”。更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一位资深法律专家已经通过专著的方式，系统地提出了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建议稿。尽管协会已经组织会员单位对《商业银行法》提出了修订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报送了《修改建议》，但是，为进一步推动立法机关尽快启动《商业银行法》的全面修订工作，协会还应再次或者不停地倡议。当然，还有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制定与修改，也需要协会组织会员单位积极推动。

（二）协助行业法规清理。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感到法规清理工作是多么需要。非专业人士查阅法规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凡是经历过法规清理工作的人，大都尝过“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出现了“废法、修法难于制定新法”的现象，正如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黄毅主任所言“清理不容易，不清理了不得”。所以，动员银行业广大法律与合规人员，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协助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特别是监管机构对与商业银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立法、行政、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完善，既是协会义不容辞的职责，又是有利于行业发展、服务于全体银行从业人员的伟业。

（三）统一规范行业惯例。《合同法》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对“交易习惯”进一步解释为：“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2005版）也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仲裁庭均应考虑合同条款、相关行业惯例和行业标准实务，并遵循公平合理原则。毫无疑问，协会在统一规范中国银行业交易习惯、惯例和行业标准实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四）汇编编纂行业法规。组织广大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特别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与合规人员，紧密联系银行经营管理需要，以业余时间为主，按步骤、有计划、分门别类，全面、系统、持续地开展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关的国际条约（公约）、国际惯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惯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其（立法、行政、司法）解释的选编、汇编、编纂，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定期出版；同时，对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关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地方性规范文件，协会也可联络各地银行业协会（公会）参照上述方法协同开展工作。这对中国银行业全体从业人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重大工程。

（五）研究行业建章技术。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技术、体系设计、规划编制、计划制订、层级界定、基本流程、标题名称、语文特点、基本条款、法律合规审查、审议流程、清理维护、修改方式、汇编编纂、手册编制，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与合规建设的关系、与公文处理的关系、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规章制度管理系统、外部法规转为部内规章制度方式等“规章制度建设技术”，都是每家商业银行必然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完全可以在协会的统一组织下，集约化攻关，取得示范性成果，出版发行，供全行业借鉴享用。

（六）组织汇编典型案例。协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银行业信息集散中心，如果措施得当，组织会员单位或联系感兴趣的法律与合规人员，集银行业之力，每年汇编一部《中国银行业典型案例汇编》，并出版发行，是非常有意义的好事；如果再与中国银监会联手，更是相得益彰。此项工程若能持续进行，对于各家商业银行业开展案件防范、业务培训、交流经验等工作，都是很好的实用教材资料。

（七）组织行业法规培训。金融经济是知识经济。自我国商业银行恢复以来，银行业务培训就一直很重要。大型银行人才济济，系统内培训较为便利。广大中小银行，培训师资明显不足。近几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数不胜数，良莠不齐，难以决断，所以，恳请协会结合组织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工作，联络组织监管机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大型银行、著名高校等单位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定期开展商业银行业务培训活动，特别是适时开展商业银行法律与合规方面的培训。可以说，广大银行从业人员正热切地期待着协会组织行业法规培训。

（八）反映会员咨询诉求。值得借鉴的是，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经常通过《会员单位近期所提意见的情况汇报》的形式向监管机构反映会员单位诉求；监管机构则以《关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员单位近期所提意见的复函》的形式反馈给公会；再由公会以《关于转发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办公室〈关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员单位近期所提建议的复函〉的通知》的形式印发各会员单位。当然，此种方式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派出机构。其中的问题是，关于监管文件的解释，根据“谁发布、谁解释”的原则，凡是银监会发布的监管文件和监管法规应由银监会发布部门负责解释。地方银监局工作人员无权解释，只能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疑问向银监会发布部门进行咨询后转述，并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由总行直接向银监会发布部门咨询。因此，如果中国银行业协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立此种工作机制，必然收到良好的效果。

（九）组织共性难题攻关。以“商业银行大额资金被骗长效防范机制探索”课题为例，商业银行固然应当深刻认识金融诈骗案件频发现象，加强资金入出管理，防范内部员工风险，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推行优良的合规内控文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科技联控水平，严格执行反洗钱措施等等，但是，存款企业也要采取防范制度等等，特别是如何加强国家法制保障，运用刑法处罚措施打击日趋职业化、专业化的非法金融中介、资金掮客，特别是恶意“存款”活动，就不是仅靠商业银行自身努力所能做到的。再如，自《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出台后，将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颇有争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问题，提上了令许多关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人不得不考虑的议事日程。既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组织银行业法律与合规人员为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立法问题献计献策，也是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的神圣使命。诸如此类的具有行业共性的难题还有很多。

（十）组织法律合规论坛。最近，协会向会员单位发出了《关于征集会员单位诉求的函》和《关于开展“寄语中国银行业协会”征文的通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此举能够常规化，并以纪念协会成立十周年为契机，由协会正式发起“中国银行业法律与合规论坛”；每年开展一次，可在不同地点；确需权威出面，欢迎专家登台，更要广泛组织动员；避免官样文章，既要涉及当前热点，也要关注工作难点，务必解决实际问题；事前征求论文，论坛交流发言，事后汇编出版；业内员工享用，行外人士参考。

【作者简介】张在祯，男，1962年生于山东省青州市。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1988届法学学士、1993届法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银行总行合规部副总经理。业务专长：担保业务、信贷合同、存款业务、金融法务和银行规章制度建设。电话:02168476332，手机：13918106442，zhangzzh@bankofshanghai.com, zhangzaizhenlawyer@126.com.

　　内容提要: 受信义务是英美法系衡平法上的理论体系，我国公司法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继受和移植；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受信义务理论，对我国公司法的发展至关重要。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且受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调整，使得上市公司更加注重董事对股东的受信义务。同时，依据受信义务原理，上市公司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不应与非上市公司有所区别。


受信义务是英美法系最难以表述的概念之一。受信义务理论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形，并且明显地通过类比的法律科学而非原则发展起来{1}。受信义务在不同的情形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内容，在公司法下，主要是董事对公司承担的注意和忠实义务。
　　一、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起源和发展
　　（一）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起源
　　受信义务{2}，英文表述为fiduciary duties或fi-duciary obligations，我国学者将其翻译为信义义务{3}、受信托义务{4}、诚信义务{5}、受托义务{6}等。《布莱克法律辞典》将“fiduciary”解释为：“作为名词，指一个具有受托人或者类似于受托人特性的人，该特性包含着委托与信任，要求审慎的善意与诚实。作为形容词，指信托之特性；具有信托之特点；与信托相类似的；与信托相关的或者建立在信托或信任基础上的。”{7}将“fiduciary duty”定义为“为他人利益将个人利益置于该他人利益控制之下的义务。这是法律所旨意的最高标准的义务”{8}。
　　一般认为，受信义务是从英美信托法上的受托义务发展而来的。而“信托”是英美法最为独特的制度{9}。具体而言，信托关系成立的基本要件至少有三：其一，指定的受益人和受托人；其二，确定的可转移所有权于受托人之财产；其三，以转移所有权为旨意将信托财产实际交付于受托人{10}。
　　英国早期判例法通过“类推适用”信托关系的方式调整公司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因为在1844年之前英国大多数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ies）都未组成法人（实为合伙企业）{11}，公司通常将信托证书委托于公司的董事，从而使董事代表公司的行为取得有效性。这时，董事和公司的关系确实与信托十分相似。
　　（二）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发展
　　现代公司制度的确立，使得董事和公司的关系与信托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于信托受托人，而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公司。其次，信托受托人的主要职责是保存和维护受托的财产，并尽量避免风险。而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风险，公司雇佣董事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其甄别风险的能力为公司牟利。“董事的义务应表现出企业家的气概，并接受商业风险，为公司的资本带来足够的利润。”{12}因此，公司的董事较信托中的受托人享有较大的自由裁决权。最后，信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而公司的董事却是以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管理事务。
　　事实上，英美法系的受信义务理论发展到现在，已经脱离信托法而成为内涵异常丰富的学说。“‘fiduciary duty’或‘fiduciary relation’与‘duty as atrustee’或‘relation of trust’是不同的：一方面，‘受信义务’或‘受信关系’所适用的领域是广泛的，在‘一方对另一方施加信任，另一方则负有受信义务’这个唯一的共同点上，上述概念是逻辑上的种属关系；另一方面，除了这一共同点外，fiduciary并不具备trust所特有的构成要素。”{13}也就是说，受信义务是这样一种理论，受信义务的产生取决于一方给予另一方信任的受信关系，受信义务在不同的受信关系中是不同的。这种受信义务广泛适用于律师、监护人、经纪人、公司董事以及政府官员等受托人身上。
　　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主要是董事对公司所承担的义务。董事对公司承担的受信义务一般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注意义务，二是忠实义务。其中前者是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以适当的注意管理公司以免损害公司利益；后者是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将公司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14}。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的强化，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除董事外，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和监督的其他高层，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等，甚至公司的雇员和股东，都可能对公司承担一定的受信义务；另一方面，受信义务也不限于对公司的义务，在特定情况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可能对股东直接承担受信义务，譬如，董事与某一股东或某一类股东直接进行交易的情形。在公司破产情形下，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还要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受信义务。有学者还分析了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及股东相互之间的受信义务问题{15}。事实上，受信义务产生于具有信任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且具有因适用情形而异的特性，即只要一方当事人基于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信任而在二者之间产生一定的信任、委托关系，就有可能产生另一方当事人的受信义务，且受信义务理论并不具有统一的、普适的原则，而需要根据具体的适用情形来分析，这样公司法上受信义务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我国立法对董事受信义务的继受
　　（一）英美法系董事的受信义务
　　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复杂性，并不妨碍对其一般原则进行理论探讨，尤其是就董事对公司和股东的受信义务而言，英美法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和理论体系。一般而言，英美法上董事的受信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按照《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的规定，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履行义务时必须：“（1）怀有善意；（2）要像一个正常的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处境下应有的谨慎那样去履行义务；（3）采用良好的方式，这是他有理由相信符合公司利益的最佳方式。”{16}
　　而违反忠实义务一般包括四种情形：“（1）涉及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2）涉及拥有一个或者多个共同董事的公司之间的交易；（3）涉及董事利用了本应属于公司的机会谋利；（4）涉及董事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17}概括起来就是自我交易、竞业竞争以及利用公司机会情形。
　　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区别主要在于“法院对于声称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审查相当严格，而对被声称违反注意义务的审查则相对宽松。”{18}事实上，忠实义务侧重于强调董事不得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司利益或放弃公司的最佳利益，注意义务则强调董事作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业务的管理人对公司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必须以诚信的方式、以普通谨慎之人应有的注意从事公司经营决策和义务监管，不得怠于履行职责{19}。另外，董事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在判断标准、责任免除、举证责任分配及能否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等诸多方面存在区别。
　　（二）我国公司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148条、第149条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此外，有关上市公司的准则和指引中也有关于董事受信义务的规定。如《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条第二款规定：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又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 1.5条规定：“董事应当履行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包括以下内容：（一）原则上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以合理的谨慎态度勤勉行事，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应当审慎地选择受托人；（二）认真阅读公司各项商务、财务报告和公共传媒有关公司的重大报道，及时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以不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或者不知悉有关问题和情况为由推卸责任；（三）《证券法》、《公司法》有关规定和社会公认的其他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可见，我国公司立法继受了英美法系董事的受信义务理论，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当然，有学者认为，勤勉义务仅指董事参加公司事务之管理的义务{20}，只是注意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其全部内容，我国公司法没有使用注意义务的概念是立法的漏洞{21}。同时，我国公司立法对董事受信义务的规定还表现出立法层级较低（以部门规章为主）和主要以上市公司为规制对象等特点。
　　（三）委任说及其批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立法上采纳了受信义务理论，理论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委任说”来解释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我国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理论不宜引入信托说，“信托制度原是英美法的制度，对于我们这样有习惯于大陆法系久远传统的国家，几乎是很陌生的。如果用其解释公司与董事的关系，人们在习惯上心理上都很难接受。相反，引用委任关系说明公司与董事关系，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22}。
　　所谓委任说，是指就公司与董事的关系而言，公司作为委托人，董事作为受托人，委任标的则是公司财产的管理与经营。委任说是大陆法系国家解释公司与董事关系的理论。如《日本商法典》第254条之一第3项规定：“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关系，依照关于委任的规定。”而委任则被规定于《日本民法典》第3编“债权”中的第2章“契约”之第10节即第643条至656条。与此类似，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与董事间之关系，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民法关于委任之规定。”台湾地区“民法”第528条规定：“称委任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为处理之契约。”
　　笔者认为采用委任说解释公司和董事关系的主张甚值商榷：
　　首先，采用委任说将带来立法上的不便。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公司立法采纳了英美法系的受信义务理论，直接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若采纳委任说，则需要“一方面，在民法通则中补充关于委任的规定”，“一方面，在公司法上明确规定，公司与董事的关系适用委任规定”{23}。这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立法成本。
　　其次，委任说不能科学地解释现代公司制度下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委任关系中，受任人的义务只限于相当于注意义务的善管义务，而无法推导出董事的忠实义务。即使在日本公司法理论界，也已普遍承认将董事义务划分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必要{24}。当然，日本学者对上述划分的具体含义也有一些争议：有的认为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最基本的义务，忠实义务只不过是注意义务在股份公司中强化后的特别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义务是并列的关系，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与公司交易和董事报酬的特殊规定，都属于忠实义务之内，这样，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就可以涵盖董事的各种具体义务{25}。第二，委任所处理的事项仅限于委任人委托的事项并应严格执行，受任人不能自由处理或越权处理，而董事对公司事务享有较大的自由决断权。第三，委任实际上仅处理委任人与受任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对外产生效力。而董事的受信义务尽管一般是对公司的义务，现代公司法越来越强调董事对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义务{26}。
　　再次，主张委任说的学者并未真正理解受信义务理论的内涵。受信义务虽起源于对信托义务的类推适用，但已经与信托义务有了巨大的差别。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是专门被改造用以说明公司和董事关系的理论，是在公司和董事之间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群。此外，我国固然主要继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商事立法尤其是公司法主要借鉴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度和理论。作为法治相对落后的国家，盲目地给自己的法律传统贴上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的标签并无太大实益，动辄用“人们的习惯和感情”代替严谨的学术思辨更是不可取的。
　　最后，受信义务理论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借鉴。事实上，真正构成我国继受受信义务理论障碍的是其衡平法性质。受信义务理论起源于衡平法上的信托制度，衡平法关注个案的具体情节，且程序上更加灵活，“没有了‘衡平法’技巧做支撑，‘受信’概念就仅仅是包含了一些僵化的规条”{27}。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英美法系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在判例和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已然具有了相对确定的理论构架，在准确界定受信义务的概念、将相对确定的理论规范化、立法化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在衡平法之外确立制定法上的受信义务体系。至于受信义务理论中尚不确定的部分，则可以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综上所述，在立法已经借鉴受信义务理论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
　　三、上市公司董事受信义务的若干问题
　　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董事”这一特殊群体的受信义务问题未给予过多的关注，一个隐含的前提似乎是，在董事的受信义务问题上，没有必要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进行区分。笔者则认为，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且受到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调整，相应地，上市公司董事的受信义务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一方面，证券立法强调董事对公司股东和潜在投资者的受信义务；另一方面，董事等内部人的受信义务理论在追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董事对股东的受信义务
　　受信义务是在具有受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并且仅在当事人之间存在。英国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经历了一个循环式的发展变化，在不承认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的时期，董事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对股东承担受信义务；《1856年股份公司法》颁布后，开始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此时判例法就倾向于视董事为公司的受托人，只对公司负有受信义务{28}。在现代英美公司法尤其是美国公司法中，传统公司法将受信义务的对象仅限于公司的观点已被废除。判例法通过将紧密型公司看做合伙组织，将董事和股东类比为合伙人的方式，最终确立了董事对公司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29}。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董事对作为整体的公司而不是单个股东或某类股东承担义务；但是，如果一位董事直接与一位股东发生来往或者其行为以某种方式损害了某位股东的经济利益，那么，这位董事很可能就要直接对股东负责{30}。
　　笔者认为，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受信关系与董事和股东之间的受信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基于董事和公司之间的信任、委托关系产生董事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在董事与股东之间基于一定的原因产生信任、委托关系时，又在董事与股东之间产生另外的受信义务，这种受信义务不同于董事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只是它同样要求董事善意地、谨慎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免损害股东的权益。
　　（二）受信义务归责理论
　　受信义务归责理论，是美国判例法追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由美国最高法院在Chiarel-la案中发展出来。根据该理论，一位内幕人员与局外人的交易被裁定违法之前，必须与发行人公司之间存在一种法律关系，而该法律关系是内幕交易信息的来源，也是内幕人员负有公开义务的法律依据{31}。当然，由于受信义务归责理论的局限性，使得与公司和股东不具有受信关系的其他内幕信息获得者逃脱法律的制裁，美国判例法又发展出来信息泄露理论及盗用理论作为内幕交易的归责理论。现今，美国证券法上的内幕交易归责理论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如果是传统内部人、推定内部人从事内幕交易，则依据受信关系理论归责；如果是外部人利用内部人（包括传统内部人和推定内部人）泄露的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则依据信息泄露理论归责；如果是外部人盗用、窃取内幕信息，则依据盗用理论归责{32}。
　　美国内幕交易归责理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立法和实践背景。美国规制内幕交易的立法主要是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第10节（b）。该条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州际商业工具或方法或邮政，或利用任何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施，从事下列行为皆为非法：在购买或销售已在证券交易所注册或未如此注册的任何证券时，违反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为公共利益或保护投资者所必要或适当的规则和条例，利用或使用任何操纵性、欺骗性手段或计谋。”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证券交易法》的授权，制定了贯彻实施第10节（b）的一系列规则，在这些规则中以《规则10b-5》最为重要。该规则规定：“任何人员直接或间接利用任何方式、或者州际商业工具、或者邮政、或者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施从事下列行为，均为非法：（1）使用任何手段、计划或诡计进行欺诈；（2）进行重要事实错误陈述、或遗漏陈述根据行为时的情况避免产生误导的重要事实；（3）从事与证券买卖有关的、导致或将要导致欺诈或欺骗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做法或商业活动。”
　　尽管《规则10b-5》并不是法律而只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政规章，但是它在美国反证券内幕交易中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证券法权威Louis Loss教授和Joel Seligman教授认为，在美国所有法典中，几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像《规则10b-5》这样的法规，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短短的条文衍生出如此众多的内容，可谓开天辟地第一遭{33}。
　　但是，从这些规定中并不能直接找到规制内幕交易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仅仅是立法上的禁止尚不足以说明内幕交易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来源，或者至少是不能充分说明，因为很容易陷入同义反复的泥潭。在美国法院的一则案例中，法官明确指出：……这种义务并不是来自“第10节（b）”和《规则10b-5》，如果是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循环论证。这是一种来自于证券法之外的一种诚信关系{34}。更何况，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从来就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反对内幕交易规制的学者大有人在{35}，赞成内幕交易规制理论的学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对反对派的学者进行批判，但最终都要回到如何追究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来，都无法回避内幕交易不法行为的义务来源问题。受信义务归责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受信义务归责理论在追究内幕交易法律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受信义务归责理论为内幕交易行为的不法性提供了义务来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之上，违反了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受信义务，应据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受信义务归责理论不仅是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同时也为信息泄露理论提供理论依据。信息泄露理论也是在美国判例法中发展出来的内幕交易归责原理。在信息泄露理论下，只有泄露信息者对公司承担受信义务，接受信息者才因为继受这一受信义务而对其利用或再次泄露信息的行为承担责任。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Dirks案中主张：“只有在内部人违反对股东的受信义务将信息泄露给接受信息者，且接受信息者知道或应该知道内部人违反义务时，接受信息者才对公司的股东负有不得利用重要的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受信义务。”{36}
　　最后，受信义务归责理论能够合理地确定内幕人员的范围。内幕人员是指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人，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内部人（包括传统内部人和推定内部人）。与操纵市场和欺诈等不正当交易行为不同，证券法只是禁止拥有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员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非一般性地禁止任何人从事内幕交易，事实上，在现代证券市场上，市场分析人员利用分析结论从事证券交易被认为不可或缺。受信义务归责理论通过判断受信义务是否存在，合理地确定内幕人员的范围，使不具有受信义务的行为人免于被追究法律责任[1]。
　　我国《证券法》第76条明确规定：“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无一例内幕交易行为被追究民事赔偿责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明确的立法依据，无法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立法分析。笔者主张，在公司法借鉴受信义务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证券法确立内幕交易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内部人、违反受信义务的行为、投资者的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这一设想如果能够得到论证和实现，对于追究内幕交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而有效地遏制内幕交易行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受信义务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侧重于忠实义务，“似乎没有任何一部公司法规将董事‘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做出如现行中国公司法般细致的开列”{37}，而仅原则性地规定了注意义务中的勤勉义务，并且未给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这无疑会给司法适用带来困难。
　　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在英国公司法上经历了从主观标准到主客观结合标准的转变。早期的英国判例法中适用的是主观标准，即以董事自身所有的知识、经验来判断其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为了克服主观判断标准的弊端，现代英国在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上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即将董事必须具有一个在公司里与董事履行同样职能的人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作为客观标准，仅在董事为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时采用主观标准，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美国，则一直坚持使用的是客观标准，即要求董事履行一个在同样情况下出于同样地位的具有一般谨慎的人所应有的注意去处理公司事务，同时又引入了经营判断规则对董事的利益加以保护。1970年重修的美国标准商业公司法将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1）善意地；（2）以一个一般谨慎之人在相同的地位相似的情况下应有的注意；（3）以一种其合理认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