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关键词】群体性冲突事件；法社会学；危机；法治
近期以来，媒体公开报道了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冲突事件，例如贵州翁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江西铜鼓事件、安徽砀山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孤立的、偶然的，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性：即事件发生的原因多数基于基层官民的对立与冲突，且事件的处理过程一般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类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新时期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此类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应对与法、法律实施、法的实效等有关，因此，从法理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找出根源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以期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折射出政府危机
1、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脱法失控的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之所以发生，多数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在经济利益趋使下，官商勾结，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事务中突破法律规定，滥用公权力，出于权力的自负，不断挑衅民间，甚至突破当地民众容忍的底线。由于群众受侵犯的权利在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遇到偶发事件作为群众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的渲泻口，遂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例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翁安事件教训时指出，翁安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1]
2、解决冲突的路径依赖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之初，当地政府通常都会发布通告，将事件定性为少数黑恶势力、不法分子教唆、煽动、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事，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稳控工作云云（将事件定性为是对政权的威胁，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行文间充满了主客体际思维支配下的训诫语气，而不是通过主体际间平等的沟通、对话来解决冲突。这种把群体性事件简单、模糊定性的思维，反映了在基层官员的思维里传统专政思维的惯性仍然十分强大。后由于事态的严重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一批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官员被撤职，对事件的总结一般都定性为有关责任官员党性不强、服务群众的意识淡薄，然后开展官德教育活动。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冲突解决模式并未走出传统压制型治理模式下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传统中国“对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遏制不是由于公民能够对违法过程提出效力瑕疵的异议，而是借助于高一级行政权力对下级僚属的惩戒予以保障” [2]的路径依赖。
3、政府的诚信危机。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媒体介入之前，当地媒体经常处于失声或与当地政府一个声调的状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上往往却是民意汹汹，民众对官方单方面发布的信息持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事实上，民众之所以如此，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国家发达的民间协会和私人传媒，民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因此，政府公布的信息如果不实，将会对公众的信心构成致命的打击，而这在近年的实践中却是不乏其例的。例如，非典初期，有官员声明“北京没有‘非典’”；股市印花税上调前，有财政部官员还在公开声称“不会上调股市印花税”；山西尾矿溃坝事件，当地政府瞒报伤亡人数，不顾当地根本没有降雨的事实，竟然公然撒下弥天大谎声称事故原因在于洪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故意犯罪的企业居然持有“国家免检产品”证书，这不仅是商业信用的破产，更严重的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
1、权力者违法导致法律空转。近年来我国立法一直处在快车道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建成，改革开放之初的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但是，现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有法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由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在逐利目标的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充当企业的保护伞，在企业破坏当地生态资源、污染当地环境、严重侵犯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权的情况下，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动用公权力对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予以压制。特别是近年来在征地、拆迁等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与房产商、企业结成利益同盟，动则动用公权力，突破法律规定，侵犯公民权利。这正应验了学者所言，“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 [3]
2、事件处理过程中程序正义的缺失。“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 [4] “合理而公正的程序是区别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偏执的群众专政的分水岭”， [5]威廉姆•道格拉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断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6]程序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必须听取另一方的陈述”。 [7]但是，在很多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结论无一不是由官方发布，甚至媒体往往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通稿，很难听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的声音。因此，事件的处理往往会遭到公众普遍的质疑，人们之所以怀疑“真相”，主要原因在于事件处理的程序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3、司法的苍白与无能。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堡垒，司法独立是出自司法权属性的本质要求，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换言之，司法独立是判决公正的必要条件，虽然独立的司法不能保证所有案件的判决都必然公正，但不独立的司法产生公正则纯属偶然。虽然司法必须独立在法治国家里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真理，但在我国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迄今为止法院的人、财、物都还事实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被定位为“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实为必然。因此，大量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征地、拆迁等类型的案件在当地法院诉讼往往难以得到公正的救济，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终使得这些案件的审判难以跳出当地政府所能影响的范围。由于通过诉讼难以获得公正的救济，权利被侵犯的群众只能被迫转入非法治化、非程式化、成本高昂、或然性程度高、人治化特色明显的“上访”。亦即，由于司法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缺位或无能，而使中央政府承担了在一个司法能正常发挥功能的社会里，中央政府本可以无须承担的政治压力，甚至会产生使执政合法性资源一点一点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
（一）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1、体制的不完善，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为各个地方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由于地方的党政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长久以来，官员们养成了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习惯。特别是基层的县委书记，拥有人权、财权和事权，三权独掌，而且一般兼任人大主任，可以动用公安、城管甚至武警等暴力或准暴力力量，事实上其权力处于无有效约束的状态，在所辖区域内处于权力的峰顶，其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绝对权力容易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近些年来，县委书记一职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有个别县委书记一手遮天，为追求任期内“政绩”最大化，把任职地方弄得环境恶化、民生凋敝甚至民怨沸腾。至于不受约束权力的蛮横，则可以从近期的“彭水诗案”、陕北志丹县“短信诽谤案” 、辽宁西丰“抓记者案” 、山东高唐“网络诽谤案”等一系列所谓的“诽谤领导”的案件处理中可以窥见一斑。 [8]
2、权力监督机制失灵。在我国，权力监督机构之多，实为当代世界各国所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例如，体制内正式的机构即包括：党的系统有纪委；立法系统有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政系统有监察局、公安、信访等机构；司法系统包括检察院反贪污局、法院；综合的有预防腐败局等。但是，正式的体制内监督模式存在以下缺陷：（1）同级监督模式独立性差，难以奏效。在我国，由于监督部门事实上听命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故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对后者的监督职责。而上级监督部门又由于距离远，难以了解下级地方的实际情况，故事实上也难以对下级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2）在运作方式上，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模式。例如，对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查处，往往是在纪委“双规”之后才进入司法程序，这使得司法的威信大打折扣，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
除了体制内正式的监督机制外，还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但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体制化与地方化，以及人民群众监督无严格的程序性保障，法律化程度低等原因，都难以有效地负担起监督的职责。对于这种缺陷，学者指出：我国的监督是以非诉讼的信访、视察、批评、建议等手段为主的，“这种监督手段生效是以监督对象的自律为前提的，一旦监督对象缺乏自律，法律监督就难以生效。事实恰恰是违法主体大都是缺乏自律的。如能自律就根本不用法律监督。”因此，“这种以非讼形式为主要手段的法律监督其实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论之上的：它的成功依赖监督对象的自律，同时监督又以对象的不自律为前提。” [9]
（二）秩序控制模式下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或被阻隔
1、权力－公民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被阻隔。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机制被阻隔，“民声”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渠道。原因在于：首先，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事实上起到了鼓励官员压制舆论的作用，官员们出于自保的侥幸心理，出事即本能地拼命捂住；其次，新闻媒体的体制化和地方化，便于地方官员控制当地的信息；第三，法律规定了公民信访的权利，但实践中信访数量却同官员的政绩直接联系，如此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规定，催生出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政府运用公权力在北京、在省会城市设办事处，派员进驻，专事对本地上访群众进行拦访、截访。另外，《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实践中直接导致推诿。事实上，正是由于涉及当地官员的利益而无法在当地得到公正处理，群众才会“越级上访”，但“属地管辖”却将上访材料“批转”回地方，正是在不断的来回之间，上访群众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极易导致暴力性冲突；第四，公民基本权利受到过多的限制。例如，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事实上工会、妇联、甚至连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作家协会、各种学术团体等都被纳入了体制内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行使以上宪法自由权利予以了过多限制，实践中难以操作。
2、资本－劳动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我国宪法中迄今尚未确立罢工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已占国民经济总量过半的今天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当前国内劳资纠纷主要围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并不带有政治色彩，事实上这种诉求往往合理、合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纯属常见，通过法制化的劳资博弈完全可以正常应对，政府实无必要对之予以包办或干涉。但在秩序控制模式下，工人自愿的结社被禁止，一方面导致资方可以任意践踏劳方的权益，劳资矛盾日积月累；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劳动者团体交涉程序的缺失，劳方只能采用中国式的无序罢工来回答。
3、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失灵。首先，司法不独立，法院事实上的地方化，在涉及一些征地、拆迁等地方政府所认为的“敏感”案件时，往往不予立案，即使予以立案，这类案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由于司法判决不公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度较低；其次，社会弱势群体在体制内获得救济的成本太高。例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至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则至上在三倍以上。 [10]由于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失灵，受伤害的群众容易在趋于暴戾化的社会群体心理影响下走极端。
总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控制模式下，我国市民社会缺乏必要的成长空间，官与民之间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社会缺乏中间缓冲地带，一出事就把政府推到最前面，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将直接考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由于传统思维及处理方式惯性的存在，在官民博弈中，官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民众的自由空间受到挤压。透过众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发现社会群体心理有趋于暴戾化的趋向，这是一个社会断裂的危险信号，必须对之予以深刻的反思。
三、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社会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政府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定义务。社会经济上的事务主要由市场自由竞争来解决，政府原则上不予过多参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纳税人通过法定的由公民按照各自纳税能力所承担的税收所供养，政府的科学定位应当为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以及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负担起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严守中立，不应有任何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法治的不完善，遂导致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经常处于缺位和越位的状态。
1、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1）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成为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 [11]在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支配下，以及在片面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下，各地政府纷纷热衷于“招商引资”，甚至充当企业的看家护院角色，不惜以牺牲当地环境、破坏生态资源为代价去追求GDP的增长；（2）由于我国分税制度存在的缺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剥夺过多，地方财政上难以为继， [12]一些地方政府转而依靠“卖地财政”来维系运作，长久以往遂形成与房产商、企业的利益共进退的关系，由于公权力约束的不到位，在利益催使下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特别是，国务院颁布的《拆迁条例》不分“公共利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一概由政府负责拆迁，使得地方政府为企业、房地产开发商“保驾护航”变得“有法可依”，在公开报道的众多暴力性征地、拆迁事件中大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影子；（3）违反行政伦理，利用公权力直接谋利。长期以来，在中国“吃饭财政”现象严重。由于冗员过多，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设机构，但是财政却不全额拨款，甚至全部由收费、罚款来解决，称“设机构，给政策”。在具体渠道上，或者为自收自支，或者为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导致相关职能部门产生并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同时利用我国“部门立法”模式的弊端，使得“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公平正义的品质，沦为维护部门利益的手段，同时也使得部门利益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形成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众多部门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收费指标”、“罚款指标”，执法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被商业化，由此而导致乱象环生的景象则不难想像。试举公路交通为例：有学者指出，由于权力的垄断，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已演变为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司机，收取高额的一次性押金，然后每月收取租金，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出租车公司像吸血鬼一样的盘剥才是当前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所在。 [13]另外，从公开报道的情况看，选择性执法、诱使他人违法而进行罚款的“钓鱼执法”大量存在。 [14]各地公路收费站林立，运输成本高昂，公路运输超载罚款，不超载亏本，但由于超载被罚具有或然性，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因此，许多运输者不得不被逼超载。法之违反，其根源竟然在于政府的竭泽而渔，不得不发人深思并引起执政者警惕！ [15]
2、政府的缺位表现在：片面追求效率，忽略了公平，部分出台的社会政策过度不公，整体上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义务，财政支出直接投放到教育、医疗等方面比例过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供应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0.48，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 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41左右的美国。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为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 社会大众未能充分地从经济发展、GDP高速增长中享受到应当享受的利益。
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经营服务规定
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
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经营服务规定
客管字[2005]29号
为加强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规范经营者、服务管理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经营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促进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依据《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企业经营服务
第一条 遵守与客运出租汽车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客管办)制定的有关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行为，理顺管理体制。
第二条 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标准》，要制定和执行学习培训、票据使用、车辆维修保养、违章违纪处理、安全行车、信访接待、驾驶员服务考核和奖励、治安防范、卫生防疫和文明服务等管理制度。
第三条 落实运营车辆自查制度，监督和指导驾驶员做好运营车辆例行保养，做好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例行检查，定期组织好运营车辆年度检验，加强日常安全维护保养，确保运营车辆机件完好。
第四条 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定期召开专业会议，贯彻上级和企业的工作部署。要加强对驾驶员的培训、教育、考核，提高驾驶员素质。坚持每月一次的驾驶员例会学习制度。做到有安排、有内容、有效果、有记录。驾驶员的学习出勤率达到90%以上。做好驾驶员的积分记录考核。
第五条 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和经营合同，明确从业人员的劳资关系，并按照国家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使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按照行业管理要求建立出租汽车运营数据采集、指标统计和分析系统。按照《天津市出租汽车管理标准》中对考核指标的要求，健全统一的基础管理台帐，建立车辆和驾驶员档案，做好定期统计分析，定期上报。按照要求向行业管理部门反馈信息和情况，落实《大事报告制度》。
第七条 加强对运营车辆驾驶员变更的监督管理，不得聘用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不得向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收取费用，不将运营车辆交给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运营。
第八条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和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标注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第九条 对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的违法经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对驾驶员收费，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开具收费凭证。并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对驾驶员提供相应的服务。服务项目为：为所属营运车辆及其从业人员办理运营证件变更、赴京信、代收代缴相关费用、行车安全管理和行车事故善后处理、法律咨询服务；做好客运票据的代售管理工作；提供复印复制与运营相关的各种证件；提供与本企业综合服务费收取标准相应的各项服务等。
禁止自立名目向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收取抵押金、保证金、手续费和其他费用。
第十一条 遇有抢险、救援、外事、突发公共事件和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任务时，应当服从市客管办的统一调度，执行有关应急措施和决定。
第十二条 建立健全信访接待制度，接待处理乘客及市客管办转处的举报投诉。做到乘客投诉和信访接待有记录，24小时有专人值班。受理乘客投诉后10日内做出答复，对乘客的电话、信件等投诉，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规行为，及时上报市客管办。协助行业管理部门对违规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三条 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管理组织从事经营服务，参照本章规定执行
第二章 个体工商户经营服务
第十三条 遵守与客运出租汽车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客管办制定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标准》，遵守服务管理组织的各项管理服务规定。执行服务管理组织的学习培训、票据使用、安全行车、驾驶员服务考核、治安防范、卫生防疫和文明服务等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落实运营车辆自查制度，做好运营车辆例行保养，做好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例行检查，定期参加运营车辆年度检验，加强日常安全维护保养，确保运营车辆机件完好。
第十六条 依法与其雇用的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七条 不得雇用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不得向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收取费用，不将运营车辆交给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人员运营。
第十八条 加入市客管办委托的服务管理组织，按照服务管理组织的要求，参加培训学习等各项活动。
第十九条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和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标注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对其雇用的从业人员的违法经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遇有抢险、救援、外事、突发公共事件和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任务时，应当服从服务管理组织的统一调度，执行有关应急措施和决定。
第二十二条 协助市客管办和服务管理组织对乘客投诉的调查处理。
第三章 客运出租汽车车辆
第二十三条 在车辆顶部固定安装由市客管办监制的有完好照明装置的单臂式客运出租汽车标志灯，标志灯正面印有缩写的企业名称字样或先进称号名称字样，标志灯背面印有照出租汽车英文和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监制字样，标志灯字样及颜色由市客管办确定，未经市客管办批准不得私自拆改出租汽车标志灯，更换新的出租汽车标志灯时，报废的出租汽车标志灯应交市客管办集中销毁。标志灯照明装置启闭时间以路灯启闭时间为准。保持标志灯字迹清晰、灯体洁净、照明完好。
第二十四条 在车内明显指定位置安装符合行业管理服务要求的合格里程计价器，里程计价器应具备四屏幕以上显示、语音提示和票据打印等功能，预留数据采集孔、数据输出等设置，保持铅封的完整和里程计价器的准确有效。按规定依法办理里程计价器检定。里程计价器发生故障时，应当及时修复。未修复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在车前门喷刷经市客管办备案的企业、服务管理组织的名称和监督电话图案。具体标准是：单位名称喷印位置在车辆前门左右两侧的中部。单位名称字体垂直均布在直径为小型车420mm，大型车450mm的弧切线上；单位名称、监督电话字码规格小型车高55mm宽45mm，大型车高60mm宽50mm的黑体字；字迹颜色与车身颜色须有明显的区别，黄、白等浅色车身应为深蓝色；红、蓝色等深色车身应为白色；企业监督电话字码水平排列在企业名称下方。中空部分可喷刷企业标识。保持标志字迹完整清晰。
第二十六条 明示计价标准和计价方法。具体要求是：在车辆后门左右玻璃窗后部下角，距下缘30mm处粘贴统一的与租价标准相符的租价标签，字迹清晰明显。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车辆内饰以外的部位做广告，凡利用车辆内饰或允许范围内做广告的，须报市客管办备案。内饰以外是指车辆的车身、车顶、玻璃(不含后车窗玻璃底部以上不超过15厘米的范围)、标志灯等。
第二十八条 车辆标志设施完好，牌证齐全清晰。事故车未修复、车辆标志设施不齐全的不得运营。
第二十九条 车辆整洁，符合卫生标准。具体要求是：车身、轮胎、玻璃、车内、标志灯干净，无污垢无破损；车厢内清洁卫生无异味，座椅牢固无塌陷，座套勤洗勤换，保持干净；雨、雪后12小时内车辆洁净。
第三十条 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发动机排气量1.0升以上(含1.0升)的轿车型车辆；尾气排放达到欧II标准；使用年限为8年，并符合本市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符合本市对客运出租汽车车辆管理的其他要求。
第四章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运营服务
第三十三条 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标准》，遵守职业道德。
第三十四条 运营服务中按季节身着统一工装；使用文明服务敬语,杜绝服务忌语，不在车内吸烟。
第三十五条 执行租价标准，按照里程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不得多收费，使用、出具税务机关监制的出租汽车专用发票并加盖公章，专用发票必须按照编号顺序使用、上下联字迹、内容应一致、时间栏目的填写采用24小时制，专用发票的等候时间应是实际等候时间，上下车地点栏目的填写应具体、确切，车费总额大、小写应书写规范，开具发票应真实准确、项目齐全、字迹清晰，按规定使用机打式出租汽车专用发票，不得将专用发票交给他人使用。
第三十六条 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应摆放在仪表盘右端固定支架上。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字样面朝前，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字样面向乘客，不得遮挡。
第三十七条 运营中做到上车问路，提示行车路线，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不得故意绕道行驶。
第三十八条 按照规定操作里程计价器，载客启动时向乘客提示里程计价器回零，静止等候时向乘客提示按等候时间计费，不得私自调整、改装里程计价器或者影响里程计价器正常使用，保持里程计价器的铅封完整，工作性能良好，各项显示准确。
第三十九条 在出租汽车停靠候客区域应遵守客运出租汽车停靠秩序，依次排队、按序停车、服从调派和管理，不得离开车辆招揽业务。
第四十条 不得将车辆交给无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的人员运营。
第四十一条 对老、弱、病、残和孕妇以及急需抢救的人员，优先提供服务。
第四十二条 待客运营时，明示空车待租标志；载客运营时，适时按下空车待租标志；暂停载客时，应当明示行业统一监制的暂停运营标志。
第四十三条 运营服务中，遵守交通法规，安全礼让行车，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按时参加所属企业或服务管理组织组织的各种安全讲座和案例教育等活动。
第四十四条 遵守《天津市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守则》，执行《天津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一趟车运营服务程序》等。
第四十五条 遇有抢险、救援、外事、突发公共事件和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任务时，应当服从市客管办和企业及服务管理组织的统一调度，执行有关应急措施和决定。
第四十六条 除《条例》规定情形外，不得拒绝提供运营服务或者中途终止运营服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
二00五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