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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要求减刑、赦免权以及会见亲属权简论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姜福先


　　应否废除死刑，自贝卡利亚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已争论了200多年，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废除了死刑。笔者绝对不是废除死刑论的支持者，并且简单地谈论死刑应否废除是十分浅陋的。但死刑毕竟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一旦错用，便无可挽回。加之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式加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为做好加入条约的法律准备工作，我们不能不对目前的有关法律，尤其是关于死刑方面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对死刑的适用，不仅要慎之又慎，而且要赋予被处死刑者一些必要的权利。从目前而言，赋予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以请求减刑、赦免的权利和会见亲属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一、死刑犯要求减刑、赦免权
　　被处死刑者（指尚待执行者）有要求减刑、赦免的权利，虽然未被我国目前刑法和刑诉法所采用、吸收，但却已是众多人权保障国际公约的共同规定，比如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处死刑者应有权要求赦免与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予以大赦、特赦或减刑。”《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6款也规定：“每一被判处死刑者人人均有权请求赦免、特赦或减刑。对一切案件均得给予赦免、特赦或减刑。在主管当局对请求作出决定之前不得执行死刑。”上述公约的相关条款的规定，旨在限制或废除死刑。

　　赋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赦免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是指特赦，即赦免特定的被处死刑者的刑罚，不仅死刑得以免除，自由刑也同时被免除。在一般情况下，如赦免死刑犯往往有点放纵犯罪分子的味道，是不能被人们特别是被害人（一方）所接受的。因而不考虑死刑犯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有如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及其他地区性人权保障公约规定的那样，统统地要求予以特赦，甚至大赦，显然是置社会安危、社会秩序及被害人一方的合法利益于不顾的丧失理智之举，是不可取、不能取的。但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会由于错判或被判死刑者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或社会危害性，或者同时有大功于社会，此时赦免其罪刑应是有益于社会之举，但应对此进行完全排他的列举性规定，从严掌握。
　　而对被处死刑者给予要求减刑的权利，同样是基于慎用死刑的考虑而作出的。对被处死刑者，如其仅系偶犯、初犯，人身危险性不大或不再有什么社会危险性，对其执行死刑往往成为不必要，剥夺了其悔过自新或将功补过（比如通过劳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以取得被害人一方的谅解）的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合适、甚至不人道的。因而此时如其能彻底悔罪，请求最高审判机关予以减刑，其社会效果应该是积极的，同时又落实了“坚持少杀”的原则。至于减刑减到何种程度，应视情况而定，既可变更为死缓许多人，包括理论与实务界人士均认为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改为死缓不是减轻处罚的情形，笔者认为，此论大谬。事实上，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有着本质区别，一生一死，天壤之别，何谓不是减轻？在司法实践中，有的犯人罪恶累累乃至罪恶滔天，仅因自首和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减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作者司法者，心里有罪恶感，为立法缺陷而扼腕，也可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因而，对被处死刑的一般刑事犯，只要不是罪大恶极、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极大，非杀不可的，应给其一定的请求赦免、减刑的法定期间，比如一年或两年，以挽救一条误入迷途的生命（但对曾经被处死刑而被赦免减刑后再次被处死刑者，将不再享有该项权利）。而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人身危险性极大，死不悔罪的死刑犯，不应赋予其请求减、赦免的权利，以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
　　我国死刑制度中的“死缓”适用对象，可不赋予此项权利，因为缓刑考验期一过，只要没有再故意犯罪，他们均有减刑的机会与可能。
　　因而，笔者主张，请求减刑、赦免的权利只应赋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者，赋予被处死缓者意义不是很大，或者无此必要。
　　至于审批机关，为了与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相衔接，可由被处死刑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减刑、赦免的请求，由院长批准是否准予以减刑、赦免，最后由国家主席（国家元首）签发特赦令或减刑令，从而严格批准程序和批准责任。为加强签批的可操作性，可规定每半年由最高审判机关向国家主席（国家元首）报批一次。
　　为了加强被处死刑者该项权利的行使，应同时允许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其行使该项权利。
　　给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赦免、减刑的权利，要力求避免出现象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那样的罪犯被处死刑后久拖不决的被动局面。在美国，死刑犯的律师可以替他一二再、再二三地请求缓期执行，有的竟长达十几年，既无谓地让死刑犯承受死刑所带来的恐惧的漫长煎熬之苦，又牺牲了司法效率，更增加了社会负担。曾残忍地杀死33人的美国杀入魔王盖西，在1980年被处死刑后，其律师一再利用美国法律的漏洞，推迟刑期，一拖就是14年。自1978年盖西被捕至1994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16年间，仅盖西一人就耗费纳税人300余万美元之巨的款项，给社会带来的负担是何其的沉重。因而，我国在吸收给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赦免、减刑的权利的同时，一要限制适用对象，即仅赋予非罪大恶极、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偶犯、初犯且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其余的均排除在外；二要在法定的一年或两年的期限内，未被批准的，应立即执行死刑，不得再行拖延（有特殊情况的可以作为例外，比如妇女在此间怀孕或生育子女等情形）。
　　给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减刑、赦免的权利，还有保证司法程序公正的考虑，有这样一个缓冲期，可以使司法机关有较为充分的时间来发现错误判决，及时改判，从而借被处死刑者的该项权利的行使达到实现程序公正的目的。如此，在处理死刑案件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实现了程序公正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可谓一举两得。
　　二、死刑犯要求会见亲属权
　　在我国很多地方，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考虑，有关司法机关通常不允许死刑犯会见亲属，其近亲属会见死刑犯的请求也被拒绝。笔者认为，这是不人道的，是对死刑犯会见亲属权的无情剥夺，更是对死刑犯及其近亲属表达亲情权的无情剥夺。生死离别，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情。无论死刑犯如何罪大恶极，其作为人表达亲情的权利不容剥夺。而作为死刑犯的近亲属，骨肉亲情，见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最后一面的请求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准予死刑犯与亲属作最后的会见，既可以满足他们表达亲情的欲望，更有利于罪犯认罪服法，还可使其亲属感念国家的仁慈之举，接受刻骨铭心的法制教育，并能对死刑犯的身后之事作些交待。因而，死刑犯要求会见亲属及亲属要求会见死刑犯的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并予以切实保护。 　
　　当然，死刑犯与其亲属会见的时间、地点、人员范围、方式等均需当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并且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不宜让死刑犯与其亲属毫无隔离地接触，以免发生意外。这一点，西方国家有不少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总之，对被处死刑者要求减刑、赦免权以及会见亲属权，既是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需要，也是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善人权形象的需要。对被处死刑者会见亲属的请求，不需立法即可先行逐步稳妥满足；对其要求减刑、赦免的请求权的实行问题，需与其他法律的修改、完善同步予以立法解决。
（联系电话：0546－8382518 邮编：257091）


铁道部


关于加强铁路物资供应管理的意见
铁道部



为推进铁路企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加强铁路物资供应管理，根据铁政法〔1998〕148号文件精神，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条 铁路物资供应实行专业归口管理。各铁路局，各总公司及所属市场主体单位是本单位物资供应采购主体。按照专业分工，各单位的物资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归口管理本单位的物资工作，履行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总公司）受部委托对
国家统配管理物资和铁路少数专用物资实行集采专供，代部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重要物资的业务衔接，负责铁路物资的业务组织与管理工作，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质量保证、价格最优、供应及时、服务优良争取供销代理业务，发挥铁路物资供应主渠道的作用。可请铁道物资流通协会按
照章程，发挥“助手、纽带、服务、协调、自律”作用，为加强物资行业管理工作服务。
铁路各级运输部门要保证路料的及时运输；企业财务部门要提供资金保障；各级技术、建设、使用部门应对所需物资按有关技术标准进行技术质量监督；部质检技术机构要严格按国家和部颁标准进行质量检测，坚持技术检测与产品经销分开。
第二条 铁路物资供应实行分类管理。
凡国家统配或额度分配物资，对运输生产安全关系重大、制约铁路运输生产、需在铁路强制推行统一技术质量标准的重要专用物资，由物资总公司实行集采专供；专供品类要逐步减少，专供目录由部动态管理（具体目录见铁政法〔1998〕148号附件四）。
对集采专供以外的物资，企业可自主选择供货单位、供货形式、供货品种和数量，自主签订订货合同，自主进行物资调剂。对能形成较大批量，有利于通过批量优惠降低采购成本的大宗物资，本着自愿原则，铁路企业可优先委托物资总公司采购供应。
第三条 铁路物资供应实行分级负责。铁路企业负有物资采购与供应的权利和责任，应严格规范物资采购供应行为，坚持谁采购谁承担供应责任和质量保障责任的原则。对集采专供物资，物资总公司负责落实资源，优化配置，承担保供责任，并按质、按时、按量确保用户需求，保证供
货价格低廉；发生供货质量问题，根据用户要求，及时足量调换，补充缺货，按承担的责任向用户相应赔偿。各用料单位要核实需求，归口负责，因货单提报、储存、加工和使用不当造成的供应及质量责任，由责任单位承担。自主采购物资的单位要建立内部采购核查制度，体现采购决策、
执行采购、资金拨付和质量验收各环节的相互衔接，相互制约，严禁盲目进料，严格控制进货渠道、价格和质量。自主采购中的供应问题，由进料单位自行负责。
第四条 铁路物资采购供应价格与监控。各单位要全面加强路用物资的价格管理。集采专供物资要体现批量价格优势，力争国家政策支持，降低全路成本支出。除直达供应和国家、部定价的物资继续执行部定办法外，其它物资供应价格由供需双方按照市场规律确定。委托供应物资的价
格应低于需方所在地同期、同等质量或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委托供应形成的批量优惠应与委托单位效益共享。自主采购物资要本着比质比价原则，择优选择供货单位。各级财务、审计部门要加强对采购供应价格的全面监控。
第五条 推行物资代理配送制。实行代理配送是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建立铁路物资市场营销关系的重要举措。铁路企业要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通过代理配送与供货单位建立高效、稳定、可靠的供销关系。对集采专供物资，物资总公司要广泛与生产厂建立
销售代理关系，委托供应物资也要积极开展代理业务。其它物资，企业物资部门应有效组织需求批量，自行建立多种形式的代理关系。
第六条 铁路物资采购逐步推行招标制。物资采购招标工作要按照国家和铁道部的有关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对集采专供物资中需要招标采购的，由物资总公司负责组织招标工作。其他物资采购招标工作由各铁路局、总公司或部指定的单位负责。对铁路重大建设项
目物资采购实行集中管理，有效地利用采购资金。利用贷款采购物资的招标采购按部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实行定点生产、定点采购制度。集采专供物资要按“技术设备先进，产品质量可靠，供应价格合理，公开公正规范”原则，由部有关部门会同物资总公司共同选定、联合公布定点生产厂家及其定点产品，按部颁标准定期对定点厂及其产品进行检测、抽查和整顿，组织重点用户
对定点厂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进行测评，对定点生产资质实行动态管理。其它与运输安全较密切的重要物资，由部有关业务部门界定产品目录和质量标准，并择优选定生产厂家。
第八条 建立规范的市场交易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铁路物资采购供应要按市场交易原则实行合同化管理。供需双方应签订符合经济合同法规定的购销合同，选择规范的结算方式，承担各自经济责任。
第九条 转变服务作风，提高服务质量。物资部门要全力做好供应服务工作，做到保质、保量、保价、保及时供货、保售后服务。物资总公司要认真履行“四项承诺”；企业物资部门要突出为基层、为生产服务，在有条件区域积极推行送料制，向用户公开服务标准，建立服务考核机制
，实行服务承诺。
第十条 建立合理的物资储备。铁路物资储备实行相对集中，合理分布，优化储备。对集采专供物资，物资总公司要建立必要的周转储备；其它物资，各单位要按最少数量，最优分布原则，建立合理的生产储备。各单位要根据市场变化和生产需要，优化储备结构，减少重复储备。有条
件的单位逐步试行物资零库存储备，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第十一条 加强物耗管理，控制成本支出。企业要切实加强物资的消耗定额管理和使用中的现场管理，大力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严格控制物耗各环节，积极开展物资节约、修旧利废和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实行全成本目标控制，节材降耗，降低成本。
第十二条 建立铁路物资信息网络。各级物资部门要根据铁路物资信息发展规划，加快信息网络建设，积极推进物资标准化、信息化工作。依托铁道部信息基干网，选用先进、快捷、灵活的网络结构，实现物资需求、资源、价格信息的互通互联，发挥物资网络调剂作用，最大限度实现
全路物资信息的资源共享。
第十三条 加强基础工作，提高专业管理水平。物资专业管理应加强基础，突出特点，实现单项管理向综合管理、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各单位要按“规范管理，强基达标”要求，加强仓储管理，从质量、数量和技术上保证物资的良好状态。抓好队伍建设，提高物资职工岗位技
术、业务素质。
第十四条 加强物资监督检查，建立供应监督机制。铁路企业必须接受同级审计、监察部门的检查。企业领导对本单位的物资采购整体工作负有管理责任。审计、监察部门及物资监察人员要对重要物资使用方向、物资进料渠道、供货价格、采购成本、技术质量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1999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