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内部制度效力研究
张羽君 北京大学法学院 博士
内容提要: 公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制度也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愈益重要的一脉，并深嵌于法治的框架之下，同国家法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突破了传统法社会学提出的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的二元结构论。公司内部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源于国家法治尊重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认可其作为社会正式规则系统中的合法部分在自身范围内有效，公共利益原则又使得现代公司内部制度受到国家法的调处，从而平衡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具有司法效力而为法院所采信，同时它本身又如同国家法一样应当具备规范的效力层次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的正式规则中，国家法律虽然密如蛛网，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的规则空白地带，将这些规则制定权交由社会组织来行使，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1]公司就是这些私性规则的重要制定主体。如今世界各国都承认公司拥有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权利，通过行使私性的“立法权”，制定效力及于内部人员和事务的体系化和规模化的制度规范，从而厘定内部秩序，提升管理水准，增进运营效能。同时，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已经深深地嵌入国家的法治框架之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充分尊重企业法人的独立人格，着力培育市场主体的自治精神，公司因而享有广泛的自主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制度的法治化提出基本要求，公司创设规则不得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甚至政策的规定，不得逃避公司的法定社会责任。因此，公司内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法的细化和延展，对法律空白的填补，推动着法律特别是商法的演进。
本文所称公司内部制度，是指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行业特点，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指引下，以规范化制度文本的形式确认和调整公司内部关系，在公司内部予以适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和。关于这一概念，需要澄清两个误解：一是，同公司治理制度和公司管理制度相混淆。公司内部制度应当包括治理制度和管理制度两类性质、目标不同的制度规范。公司治理制度解决的是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利益制衡机制的组织制度问题，即主要针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安排。[2]公司管理制度则是基于公司治理框架下的关于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式规则，（注：这一区分在过去是不存在的，企业管理的四大职能中就已包括了公司治理的组织职能。但随着企业规模化和复杂化的发展，组织职能愈益重要，有什么样的组织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公司治理和管理的性质和目标出现明显分化，前者关注组织制度，后者关注企业运营，前者是为确保企业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而做出的组织设计，并成为企业管理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在现代公司实践中，治理制度已经从管理制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部分。）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公司内部制度。二是，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相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内部控制制度旨在保证财务的可靠性、经营管理的效果效率和对现行法的遵循，从而实现制度化的监督和纠偏机制，它是公司内部审计的直接依据；[3]而公司内部制度，其精神品格不仅在于“控制”，还应体现“激励”的因素，因而较之于内控制度而言，它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研究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公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制度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愈益重要的一脉，更在于它真实地关乎企业和员工的切身利益，关乎市场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状况，而且作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延伸，它也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状况。研究和确定这些去国家化了的私性规则的效力渊源、司法效力和效力结构，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纠纷的解决具有实在意义。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是与国家法律制度相互衔接的规则系统，两者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与传统“民间法”对国家法的疏离不同，公司内部制度作为民间社会的商事规则，在法的实施和推进法治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不失为埃利希“活法”研究在现代商业城市和法治社会中的新展现。
二、效力渊源——与现代法治的对接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外，公司员工为什么还有遵守公司内部规则，并在违反规则时接受处罚的义务？ 公司为什么拥有制定规则来约束与它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个人，并给予处罚的权力？ 这就需要回答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渊源来自何处的问题。
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最初也最自然地源于其必要性，内部制度建设是公司运营的基础条件之一。公司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形态中的一种，而组织与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现象，制度根植于其规制的组织之中，而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制度的产物。诸多学者对于组织和制度的这种内在联系做过经典论述。古典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康芒斯在阐释何为制度时，就将组织本身视为一种制度。他认为，在具体的意义上，制度是组织和组织的运作规则，组织为自身制定一系列“业务规则”，规定一定的行为标准，保证组织运转不停。[4]事实证明，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质上就是由一系列法律制度构成的实体，没有相关法律制度就没有 WTO 的存在。社会学家韦伯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大型企业组织的专业化管理要求将个性化、非正式结构的运作模式让位给制度化管理，采行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由理性规则预设了的权利结构，利用纯粹的组织和制度的技术性优势，来保障现代管理所要求的最大限度的快速、准确、严格和持续性。[5]制度对公司的重要性，从最为现实的管理角度而言，正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言：“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6]法国组织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ist the-ory）认为，组织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制度状态，它需要在以特定的理念或观念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制度体系，使组织合法存在、理性运行。组织和制度是无法分割的，任何一种组织都会有其制度存在，只不过制度的表现形态不一。国家是最重要的组织，但国家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组织，公司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们享有自治性和独立性。[7]制定规则是公司自治性和独立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公司就是一种理所应当创制内部规则的组织，是私性团体通过为自己提供“法律规则”而延续自身的自然倾向的结果。
然而，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环境下，仅仅从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角度来解释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渊源是过于浅表而缺少说服力的，它无法回答公司内部制度安排与公司外部制度环境的复杂关系，也难以理清公司置身其中的社会大背景中各规则系统之间的联系和矛盾。组织制度学派们将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归结于“自然”的观点，实际是降低了公司的复杂性，忽视了它的社会角色，某种程度而言，是将公司的绝对权力合法化，而无视公司在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的利益攸关的复杂情况和公司行为所带来的外部后果。[8]在公司内部制度何以有效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1）上述理论未触及公司权力及公司“立法权”的正当性和深层次基础。（2）公司和其他诸如学校、社团、村委会、居委会等社会自治组织有所不同，属于纯粹的私性主体，一般不具有公共职能，它和个人之间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形成平等的交易关系。那么，在法治状态下，公司何以有权为实现自己的存续和利益目标，而通过自身创制的规则来处分员工的权利义务关系？ （3）公司制定内部规则的权力如果不是绝对的，那么其边界在哪里，如何受到调控和监督？
财产权理论是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有效进路。财产权是社会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对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商业自由原则的前提条件，也是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要素之一。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拥有自主处理法人财产的权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中就包括自主制定内部制度的权利，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财产的最大化利益。因此，公司享有的规则制定权之所以正当合理，就在于法治对公司基于财产权而享有的自治原则的尊重和维护。法治经济尊重财产权合法的自由意志，保护财产权利的自主行使而不受非法干涉，并且遵循任何私权若非法律特别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所以，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或者作出规定，公司就可以自行进行制度设置甚至制度创新，所创设的制度就应当是有效的。反过来，公司正当地行使私性“立法权”也是公司财产处分的一种方式，是公司自治精神的一种体现，它意味着公司在守法遵规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的意志、理念和判断不受干涉地建规立制，以实现公司利益。可见，公司内部制度合理的拘束效力来源于法治社会对私权自治和财产权的尊重与保护。
契约理论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这一理论认为，公司所属员工之所以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的支配，原因就在于他们同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公司内部制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应为雇员所默许接受，其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源于双方的共同意愿。[9]这样，员工便以劳动合同的形式与公司达成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约束的契约。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一是，员工何以应当接受订立劳动合同之后新增的或者修改了的规则的约束呢？ 二是，如何解释一位并未订立劳动合同，但在公司内部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也需受到公司内部规则的支配呢？[10]实际上，任何人一旦自愿加盟一个公司，就意味着他已然同意接受该公司内部制度的约束，这是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换言之，公司在合理范围内拥有针对员工的权力，正是由于员工通过劳动合同接受了这种隶属关系。而公司所享有的对员工支配权的合理范围是由法律予以界定的，只要法不禁止即为许可。这势必产生一个特性，即在公司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和有限的不对等关系。公司的命令权源自对财产权的控制，而员工的服从则是源自于他最初签订的契约。如果员工不同意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的约束，那么他必将面临辞职或者被辞退的境况，因为他已经违反了双方缔结合约的合意基础。总之，法律和劳动合同保障了员工进入和退出公司的机制，而员工入职特定的公司组织，就意味着他连带地负有遵守公司制度的义务，公司内部制度对员工的支配权脱离不了双方初始的合意选择。
社会利益的理论可以有效地回应第三个问题。20 世纪以来，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不再绝对化，而要受到公共利益的制约，法治理念的转型也出于更为关注社会利益的诉求。法律不再主张公司的绝对自由，而是要求公司承担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表现为公司在追求财产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关注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平衡。因为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公司对其他人征收了并不合理的私人税，金融资本变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贵族，使公司没有顾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11]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职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政府和社区等，反映了公司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方利益的博弈。公司的本性在于资本的力量，其仅仅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时才会对利益相关者给予关注，更多的利益失衡需要通过政府的努力，特别是法律制度对公司所作的外部约束来获得矫正。同时，在法治国家，任何权力都不是不受控制的，公司自治的权力同样要受到约束，这种约束是由国家法予以界定的。因此，企业制定内部规则的权力当然不是绝对的，其权力的边界就是法律制度的框架。
不过，在前两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之间存在着一个法治理念的转变过程。公司内部立法权曾经是十分自由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对财产权的尊重、对契约自由的保护，还是对社会利益的回应，归根结蒂都源于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和自由社会的宪政治理。企业的存在和企业自治的权力渊源于此，因此每一个企业都被授予了为组织经营而制定规则的权力。[12]（P59－60）然而，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社会和法的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自由主义开始向国家干预的社会化转变；经济人时代开始向社会人时代转变。“虽然资本主义被保留了下来，所有权和管理权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控制和政策线路逐渐落到执政党手中。新的公司概念将公司与公共利益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号召企业领导者要具有‘经济上的政治家才能’；另一方面，主张对公司的权力集中进行公共规制。”[13]在西方，这种干预和规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实施的。如今，公司内部制度的创制权可以溯源至国家法的认可，它决定了公司内部制度的有效性；同时，国家又为公司有权创设内部制度设定边界，公司内部制度创制权要受到国家法的约束。
法国法律在公司内部制度有关规定的变化方面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发展历史。法国法律中有专门针对公司内部规则的规定，承认雇主在公司内部拥有通过制定内部规则，行使指引雇员行为和处罚雇员的“立法”权，其条文内容是雇主有权颁布永久性和一般性的规则。这看上去有点不合常理，在任何明确的法律授权之外，一个主体竟然可以拥有单方面对其他主体施加义务的权力。当时的法国人认为，雇主的这种立法权是古老的：可以从保罗（Paul Durand）的著述中找到，他提出公司的经理是“职业领域中的立法者”，因为他的职责就是来协调各类事务，以保证“团体的共同利益”。直至 1982 年，法国立法者在研究了大量内部规则条款之后，决定宣布在民主的法律秩序中，不能再置人民于雇主的任意专断之下了。自从这个立法干预之后，法国公司内部规则的范围得到确定，即在任何至少拥有 20 个雇员的公司中，内部规则才具有强制性；并且只能在严格确定的领域，即有关劳动纪律、卫生和安全的领域，[14]公司才能制定规则。这样一来，过去法律规定的不确定因素已为现在的明确范围所替代，显示了雇主的权力基于并受制于国家。[12]（P62 －64）
三、外部效力——与国家法的救济边界
公司内部制度只针对其所属人员和内部事务产生拘束力，这是有关其效力范围的一条确定的原则。不过仍然存在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其外部效力。澳大利亚学者艾兰曾指出，不对法人以外的任何人具有约束力这一原则并不能完全说明它的立法效力。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它们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体，也即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有不得妨碍他人行使所属法人赋予的权利的法律义务。比如，妨碍一位股东行使其所属公司的章程所规定的权利的，属于民事过错行为，虽然妨碍者并不受该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所有有效的自治立法，对整体国民都具有这种消极意义的约束性，这一点并非不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法不能被看做是完全不同于一般法律的规则。这些自治规则源自特定的法律许可。国家法律不会为一个股份公司制定章程，但是它赋予公司这样的法定权力，通过股东合议形成约束自己的章程。[15]艾兰的观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但是，他错把社会主体的消极义务同公司内部制度权利对应起来，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如果把艾兰提及的公司赋予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整合为一种权利来看待，就容易理解了，即公司自治规则的创设权，这项法定的积极权利对应了其他所有主体不得妨碍公司自治“立法”的消极义务，从而间接地保护了公司内部制度赋予其成员的各项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司内部制度也具有了消极的外部效力。
那么，在国家法不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公司员工的权利和义务要受到公司内部制度的直接调处，是否意味着公司员工处于公司的支配之下而无法获得国家救济呢？ 依据公司内部制度处理纠纷时，什么情形下公司员工可以诉诸司法，国家法的救济手段应当于何时介入，从而保护公司员工的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呢？ 公司的内部制度是否可以作为解决争议的规则依据，在司法层面起到作用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公司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要受到法律的调控，因此，员工当然并不处于公司的绝对支配之下，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受到公司制度的规范。
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需指出，公司中的许多管理纠纷涉及劳动者权益，而劳动关系是世界各国法律重点规制的社会关系。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已为劳动者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司法保障，如有专门的劳动仲裁法。而其他社会自治组织同其所属成员之间的纠纷，尚无专门法规定司法救济的范围，实践当中是由法院来认定的。因此，在确定公司人员何时可以寻求司法救济时，应当结合两个标准：（1）判断是否属于《劳动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该法第 2 条规定的劳动争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关劳动关系的事项，如因确认劳动关系，或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等而发生的争议；二是，有关劳动条件的事项，如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而发生的争议；三是，有关劳动者和公司之间金钱给付关系的事项，如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而发生的争议。（2）判断是否涉及公司员工的法定权益。是否能够诉诸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主要以员工的诉求是否为国家法所直接认可或保护的权利为标准。如果是关于员工法定权利的纠纷，相关主体可以启动国家法的救济机制，因为该争议事项已经超越了公司内部事务的范畴，进入法的调整领域，成为涉法案件，可以诉诸司法方式解决纠纷。并且此时往往还需判定同争议有关的公司内部制度是否存在违法现象。如果纠纷不涉及员工的法定权利，那就意味着该争议属于与法律无涉的事项而归于公司自治范畴，当事人无权启动司法程序，应当在公司内部制度的范围内予以解决，公司有权依照自己的制度规范定纷止争。结合上述两个标准，当纠纷属于劳动争议范围的，或者涉及员工法定权益的，可以诉诸国家法的救济机制。例如，员工如果因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被辞退或者未被给付劳动报酬的，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公司规章制度限制员工的结婚权、生育权、人身自由、人格权等，有关主体也可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些都属于员工的法定权利。但是，员工如果因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被通报批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的工作权限，则既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也不属于法定保护的权益，不涉及国家法的裁决范围，而应当根据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加以解决。
对于第三个问题，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是否能够延伸至公共救济层面，作为司法办案的依据呢？ 在守法遵规的前提下制定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具有外部效力，在劳动仲裁或者诉讼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以公正地维护员工和公司的正当权益。通常情况下，法是最主要的司法办案依据，契约、合同，或者其他有效的文书、文件——包括公司内部制度——也可以成为办案的依据，为法院所采信和运用。在我国，能够有效地作为司法依据的公司内部制度应当符合程序和内容两方面的要件。根据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 19 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 4 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据此，具有司法效力的公司内部制度应当符合的条件是：（1）程序合法，主要是指民主参与的程序和文本公示的程序，即公开透明原则。这里法定的程序是针对公司制定的重要的规章制度和与员工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而言的。如《公司法》第 18 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劳动合同法》第 4 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2）内容不得违法，即公司内部制度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相抵触。虽然《司法解释》只列举了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而没有列出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但是可以推定，公司规章亦不得违反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原因在于：一者，《劳动法》第 4 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此处所依之法应当包括国家所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不仅仅指法律和行政法规；二者，《司法解释》还指出不得违反政策规定。由于政策在效力上低于各种法规和规章，既然不得抵触政策规定，那么自然也不得抵触各种形式的法规和规章。（3）劳动合同优先适用。根据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6 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赋予劳动者选择适用的权利，因为公司内部规则的形成，虽然需要经过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但毕竟是由公司主导制定的，员工只享有发表意见权和平等协商权；而且大多数员工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参与公司制度的制定。但对于劳动合同而言，双方的合意性要大得多，因此，基于公平原则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员工有权选择优先适用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解释》中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规则“可以”，而不是“应当”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因此，该《司法解释》出台后不久公布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规章制度应当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注：2001 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38 条：“用人单位经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规章制度，或未设职工代表大会的用人单位经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或依相应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用人单位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的，不应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是将授权性的规则变更为强制性的规则，违反《司法解释》的精神，剥夺了法院相应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假设出现了公司内部制度虽然不违法，但有不合理之处，就此发生的争议，那么法院是有权不以不合理的公司内部制度作为裁决依据的。
四、内部效力——效力位阶的体系
作为规则系统，完善的公司内部制度是由众多规则文本构成、效力等级分明、结构严谨、协调统一的制度集群。对此，国家法是有规定的，但实践中不为人注意，也很少有人思考和明辨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位阶体系。其实，产生于不同职能部门的公司制度，如果没有统一的效力标准，就会滋生混乱和矛盾，降低制度的实行效益，成为管理者疲于应对的麻烦。正如国家的不同立法主体拥有不同的立法权限，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一样，公司的层级制决定了其内部规则也需做效力划分，不同层级的部门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应地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和不同范围的调整事项，下位阶规则不得同上位阶规则相抵触，也不得越权规定属于上位阶规则所调整的事项。反过来，确立公司内部制度文本的效力位阶体系，也有利于确定规则文本的适当的制定主体，明确制定依据，解决规则冲突等问题。
确立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位阶，应当结合两个标准：一是，根据《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关于公司章程、基本管理制度和具体管理制度的规定；二是，根据规则制定主体的层级。在我国，中等规模以上的公司，其内部制度体系至少应当分为四级效力层次，依次为公司章程、股东会制定的基本治理制度、董事会制定的其他治理制度和基本管理制度、总经理或相应机构制定的具体管理制度。此外，如有需要，还可以增加效力级别更低的一个层次，即各职能部门制定的管理细则和操作规程。在这个制度体系中，法人治理制度居于公司章程以外的最为重要的位置，并和公司章程一起构成公司的“宪法部门”，解决公司权力划分与制衡及其他重大事项，因此必须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行使制定权，而不能以效力级别更低的制度形式出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效力级别同规则数量往往成反比，位于效力级别高端的公司章程、内部治理制度和基本管理制度是公司内部制度的象牙塔尖，最为重要但数量不多；占公司内部制度多数的是第四层级的基本管理制度，它们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日常运作和每一位员工的切身权益。公司各效力位阶制度的划分和内容分别是：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等法规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等法规的通知
鲁政发〔2006〕144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已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山东省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
（2006年11月30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药品使用行为，保障人体用药安全、有效、合理，维护受药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药品使用，是指用药人以预防、诊断、治疗疾病和康复保健以及其他调节人的生理机能为目的，向受药人提供药品所实施的药品购进、储存、调配及应用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用药人，是指依法登记成立并使用药品的医疗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疾病预防、保健、戒毒等活动的其他单位。
本条例所称受药人，是指接受用药人提供的用药服务且将药品用于自身的自然人。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药品使用以及与药品使用有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个人自购自用药品以及法律、法规对药品使用有特别规定的，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药品使用应当遵循安全有效、科学合理、经济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药品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完善药品使用监督管理机制，保障受药人享有质量优良的用药服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协调解决药品使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维护药品使用秩序，鼓励、引导科学合理用药。
第六条 县（市、区）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卫生、计划生育、工商、价格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与药品使用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用药人应当建立健全药品质量和药品使用管理制度。
用药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立药事管理组织，负责本单位的药品使用管理工作；按照国家规定不需要设立药事管理组织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药品使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药品购进与储存
第八条 用药人必须从具有相应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购进没有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除外。
用药人购进药品，应当先行验明、核实供货单位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者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明文件，妥善保存加盖供货单位原印章的复印件，并应当验明药品合格证明。
第九条 用药人购进药品，必须建立和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并有真实、完整的购进验收记录。
购进验收记录主要包括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准文号、生产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供货单位、购货数量、购进价格、购货日期、验收结论、验收人签名等内容。
购进验收记录的保存期为药品有效期届满后1年；药品有效期不满2年的，购进验收记录的保存期不得少于3年。
第十条 药品属性对运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用药人购进该药品，应当查验是否符合运输条件要求并作好记录；对不符合运输条件要求的，应当拒绝接收。
第十一条 用药人购进药品，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购进假药、劣药；
（二）从不具有相应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处购进药品；
（三）购进或者擅自使用其他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 用药人应当根据药品的品种、属性、数量设置相应的专用场所和设施，并配备养护人员。
第十三条 用药人应当按照药品的属性和类别分库、分区、分垛存放药品，并采取控温、防潮、避光、通风、防虫、防鼠、防火、防污染等措施。
储存易燃、易爆、强腐蚀等危险性药品的，应当专设仓库，单独存放，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第十四条 用药人设置仓库储存药品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仓库实行色标管理：
（一）合格药品区为绿色；
（二）待验药品区、退回药品区为黄色；
（三）不合格药品区为红色。
第十五条 用药人应当定期对库存药品进行检查，对影响药品质量的隐患，应当及时排除；对过期、受污染、变质等不合格药品，应当登记造册，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销毁。
第三章 药品调配与应用
第十六条 用药人调配药品，必须凭处方或者医嘱进行，严格执行药品调配操作规程，确保发出的药品准确无误。
炮制中药饮片必须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炮制规范。
第十七条 调配药品或者炮制中药饮片，应当在独立设置的专用场所进行。
第十八条 用药人调配药品，应当对拆零药品使用的工具和容器定期清洗、消毒，并保持清洁卫生。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应当保持清洁，不得污染药品。
用药人调配药品，应当在分装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上注明药品通用名称、规格、用法、用量、有效期和注意事项，作出详细记录并至少保存1年。
第十九条 用药人调配药品，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药物禁忌或者配伍禁忌调配药品；
（二）违反国家规定超剂量调配药品；
（三）裸手直接接触片剂、胶囊和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等无包装药品；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条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应当配备临床药师。
临床药师应当履行参与查房和会诊、设计给药方案、提供用药咨询以及监督医师合理用药等职责。
第二十一条 开具处方或者下达医嘱必须使用药品通用名称或者经批准的医疗机构制剂名称。处方中开具的进口药品应当附有中文说明书。
第二十二条 用药人应用药品，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应用假药、劣药；
（二）违反药物禁忌或者配伍禁忌应用药品；
（三）应用明显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种类和数量的药品；
（四）无正当理由未按照药品使用说明书应用药品；
（五）以非药品充当药品治疗疾病；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用药人不得利用医疗广告或者医疗保健咨询服务的形式对应用的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进行宣传。
药品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合法，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为准，不得含有虚假内容。非药品广告不得有涉及药品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用药人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本单位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报告，防止药品不良反应的重复发生。
第二十五条 受药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对所用药品的预防、诊断、治疗作用和毒副作用以及价格有知情权，对疗效相同或者相近的药品有选择权。用药人应当尊重受药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
第二十六条 受药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与用药人对应用药品引起的争议，可以向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对该申请应当受理，并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解决药品应用争议的证据，也可以作为有关主管部门对用药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理的证据。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拟定《山东省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用药人应当遵守《山东省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
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必须配备具有法定资格的药学技术人员。医疗机构中的非药学技术人员不得直接从事药剂技术工作。
其他用药人中非药学技术人员直接从事药剂技术工作的，应当经设区的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
第二十九条 用药人应当每年组织直接接触药品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检查由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定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并由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实施。
患有精神病、传染病和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的疾病的，不得从事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
第三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用药人的药品质量管理、药学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等提供服务。
第三十一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用药人使用药品进行监督检查，并可以根据需要对药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用药人不得拒绝和隐瞒。
抽查检验应当按照规定抽样，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药品质量检查和检验的结果进行公告。
第三十二条 对药品使用引发的突发事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及时进行调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相关的药品先行采取查封、扣押等应急措施，待事态得到控制后，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未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取得合法执业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使用药品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使用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使用药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使用假药、劣药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其他用药人使用假药、劣药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对医疗机构使用假药、劣药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用药人从不具有相应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处购进药品，或者购进、擅自使用其他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擅自使用的药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购进、擅自使用药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执业许可证书。
第三十六条 用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购进药品，没有真实、完整购进验收记录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保存购进验收记录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裸手直接接触片剂、胶囊或者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等无包装药品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以非药品充当药品治疗疾病的，处以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安排不具有法定资格或者未经考核合格的人员直接从事药剂技术工作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规定组织直接接触药品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七）安排患有精神病、传染病和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的疾病的人员从事直接接触药品工作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用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依照该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开具处方或者下达医嘱未使用药品通用名称或者经批准的医疗机构制剂名称的；
（二）违反药物禁忌或者配伍禁忌调配或者应用药品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超剂量调配药品的；
（四）应用明显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种类和数量的药品的；
（五）无正当理由未按照药品使用说明书应用药品的。
第三十八条 用药人利用医疗广告或者医疗保健咨询服务的形式对应用的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进行宣传、药品广告含有虚假内容以及非药品广告涉及药品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第三十九条 用药人违反《山东省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权向用药人推荐使用药品牟取私利的；
（二）违反法律规定对药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的；
（三）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2006年11月30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的水污染防治，保证调水水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以下简称沿线区域），是指本省所辖向南水北调工程输水水系汇水的区域。
在沿线区域内实施水污染防治和进行相关监督管理活动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沿线区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污染治理、水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修复与保护并举的原则。
第四条 沿线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发展改革、经济贸易、建设、交通、水利、农业、渔业、林业、旅游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的水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工作。
南四湖、东平湖、沂沭河流域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应当依据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负责相应范围内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沿线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有利于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加大资金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研究、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提高水污染防治水平。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沿线区域水污染防治扶持与生态补偿机制。
第二章 规划与水质监控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沿线区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应当包括水环境状况、污染现状及原因分析、水环境容量及排污总量控制方案、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治污项目与投资概算、分阶段实施目标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水污染防治要求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调整或者修改水污染防治规划。
第八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水污染防治计划。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当依据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污水资源化、面源污染控制、生态修复与保护等专项规划。
第九条 省发展改革、经济贸易、农业、渔业、林业、旅游等部门应当会同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定下列名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一）优先或者鼓励发展的产业名录；
（二）禁止和限制开发建设的产业名录；
（三）禁止和限制使用的污染严重的农业投入品名录；
（四）培育湿地、草地、林地等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名录。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前款规定的名录，制定具体的调整方案和措施。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确保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体水质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调水期内输水干线的水体水质，应当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三类标准。
第十一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设全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
在输水干线途经的设区的市行政区域交界处、主要河流入湖口、重点保护河段，应当设立水质自动监测装置。监测数据作为评价考核水体断面水质状况的依据。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装置，并与全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联网。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保证污染源自动监控装置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改动自动监控装置的参数和监测数据。
第十二条 水体断面水质劣于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标准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查明原因，采取相应的减少污染物排放等措施，保证水质尽快恢复。
因污染严重造成本行政区域的水体断面水质明显劣于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标准的，应当停止该地对新增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可能有重大水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停止审批的期限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该地水体断面水质的改善情况确定。
第十三条 实行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水环境质量状况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排污情况。
第三章 污染防治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四条 实行沿线区域分级保护制度。
根据南水北调工程调水水质的要求，将沿线区域划分为三级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核心保护区是指输水干线大堤或者设计洪水位淹没线以内的区域。
重点保护区是指核心保护区向外延伸15公里的汇水区域。
一般保护区是指除核心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以外的其他汇水区域。
第十五条 实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沿线区域内主要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需要削减的排污量以及削减时限，应当符合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
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削减已有污染源的排污总量；在未完成削减排污总量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审批新增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可能有重大水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
第十六条 沿线区域内的水污染物排放，应当按照《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执行。
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前款规定标准、超过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或者对调水水质产生明显影响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排污单位应当限制产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并不得建设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产治理。
第十七条 沿线区域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合理规划建设再生水截蓄导用、人工湿地水质净化等工程，并配套制定和实施防污调控方案，保证调水水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制定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环境保护、公安、水利、渔业、安全监督等部门备案。
发生较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水污染事故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措施减轻或者消除危害。
第二节 城市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治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水污染防治和保证调水水质的要求，组织建设城镇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和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并确保于调水前建成和投入使用。
城市旧城区改造和新区开发中的污水管网，应当按照雨污分流和污水资源化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已建区域应当逐步对现有污水管网进行改造或者建设截污管网，实行雨污分流。
第二十条 城镇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产生的污水，应当全部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排污单位应当对产生的污水进行预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城镇污水管网。
未纳入城镇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必须对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并做到达标排放。
第二十一条 污水处理厂应当保证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因设施改造或者技术检修等原因确需停止运行的，必须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当地建设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应急预案应当提前报设区的市建设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省建设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污水处理厂不得超标排放污水。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应当达到《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二条 污水处理厂应当进行脱氮除磷处理，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和污泥处理、处置设施。
污水处理厂应当安装进、出水水质自动监测装置，并与全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联网。
第二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以及其他垃圾的处理，应当通过垃圾集中处理设施进行。可以进行资源化处理的，应当予以分类拣选和回收利用；属于有毒有害物质的，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第三节 工业污染防治
第二十四条 设置排污口、扩大排污口或者改变排污口位置的，应当符合水体水质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及削减幅度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
核心保护区内不得设置排污口；原有的排污口应当于调水前拆除。
重点保护区内应当严格限制设置排污口。
第二十五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当严格执行禁止与限制开发建设的产业名录，并优先安排无污染或者污染轻的项目。
沿线区域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污染严重的项目。建设其他项目的，应当符合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以及削减幅度的要求；不符合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二十六条 核心保护区内除建设必要的水利、供水、航运和保护水源的项目外，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其他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项目；原有的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项目，应当于调水前拆除或者迁移。
第二十七条 重点保护区内不能做到稳定达标排放的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生产线，应当依法予以关闭、搬迁或者停止运行。
第二十八条 能够做到达标排放但仍对调水水质产生明显影响的造纸、酒精、化工、淀粉、印染等生产企业，应当对其排放的废水实施资源化处理。
第二十九条 煤炭、矿山、冶炼等用水量大且易于回收使用的企业，应当建设相应的截蓄回用设施，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第四节 面源污染和其他污染防治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水体排放、倾倒生活污水、垃圾、油类、酸液、碱液和剧毒废渣废液等有毒有害物质。
在核心保护区或者主要河流两岸露天堆放、储存固体废物以及煤炭、石灰等易污染水体的物质的，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止污染水体的措施。
第三十一条 在沿线区域内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一般保护区内应当逐步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使用量；
（二）在重点保护区内限制使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
（三）在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推广使用有机肥和高效、低毒、低残留、易降解的农药，推行精确施肥、配方施肥等科学施肥技术，鼓励使用生物农药和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第三十二条 在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在其他区域内从事规模化养殖的，应当建设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并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对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用地膜等农业生产残留物，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第三十三条 实行南四湖、东平湖湖区功能区划制度和人工养殖总量控制制度。
根据湖区的功能分区和环境承载能力，将湖面划分为禁止养殖区、天然捕捞区、人工养殖区以及水生植物栽培区。
人工养殖区内应当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品种和密度，鼓励推广使用污染物产生量少和自然水体养殖技术，限量发展并逐步取消人工投饵性鱼类网箱、网围等养殖方式，并不得使用违禁药物。
人工养殖区应当建立必要的隔离设施，防止养殖污染棋他水域。在人工养殖区以外的其他人工养殖设施，应当依法清除。
第三十四条 核心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直接向输水干线排污的饭店、旅馆或者其他旅游、娱乐设施；已建成的，应当限期治理；经治理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依法予以拆迁或者关闭。
第三十五条 进入输水干线的机动船舶，应当配备相应的防止污染的设备和油污、垃圾、污水等污染物集中收集、存储设施，并制定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在港口、码头、船闸等船舶集中停泊区域，应当设置与其吞吐能力或者通行能力相适应的船舶油污、污水、垃圾等污染物接收与处理设施、设备。污染物接收与处理设施、设备的建设，由港口、码头、船闸的经营单位负责。
运输、储存危险化学品的，按照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实行河道底泥清淤疏浚制度。
河道底泥对调水水质产生较大影响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清淤疏浚。
第四章 生态修复与保护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沿线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对已经遭受污染或者破坏的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及时进行修复。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生态省建设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和生态修复与保护专项规划的要求，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具体措施。
第三十八条 在河流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野生动植物重点繁育区、水土保持重点保护区、重要渔业资源保护区等对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应当规划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
在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内禁止采砂。
第三十九条 实行湿地修复和保护制度。在南四湖、东平湖的入湖口、生态功能保护区以及其他重要区域，应当规划修复和建设相应范围的湿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逐步退耕还湿、退田还湖、退池还湖。
对现有的天然湿地和已建成的人工湿地，应当采取措施予以重点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湿地和核心保护区内从事造田、圩田、筑田、挖池养鱼等破坏湿地的行为。
第四十条 在南四湖、东平湖以及其他库区和水域内，应当规划培植一定区域的水生植物带，开展具有净化水质功能的水草和贝类的移植与增殖，建立鱼藻间养、鱼贝混养和水生植物共生的水体生态系统。
第四十一条 推行生态农业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具体措施，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并规划建设一定规模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和生态农业示范区。
第四十二条 在输水干线和沿线区域主要汇水河流两侧，应当规划建设一定宽度的护岸林带。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废物的资源化与无害化利用水平，减少废物排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重点排污单位未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装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重点排污单位擅自改动自动监控装置的参数和监测数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重点排污单位和进入输水干线的机动船舶未按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预案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排污单位将超标污水排入城镇污水管网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污水处理厂不运行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污水的，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在核心保护区内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水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权的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核心保护区或者主要河流两岸露天堆放、储存固体废物以及煤炭、石灰等易污染水体的物质，未采取必要的防止污染措施的，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核心保护区内使用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或者在人工养殖区内使用违禁药物的，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污染的，责令消除污染，可以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进入输水干线的机动船舶以及港口、码头、船闸等船舶集中停泊区域，未配备、设置污染物接收与处理设施、设备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在湿地或者核心保护区内从事造田、圩田、筑田、挖池养鱼等破坏湿地行为的，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编制相关规划、实施计划、名录或者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
（二）未按规定组织建设环境监测监控系统的；
（三）未按规定要求建设城镇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和其他水污染防治工程及设施，并监督其正常运转的；
（四）未按规定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本行政区域内水体断面水质状况明显劣于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标准的；
（五）违规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六）未按规定要求组织制定和实施生态修复与保护相关措施的；
（七）其他失职、渎职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1月17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南四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废止。
